正文：
　　　　1、神秘的卖药人


　　到2004年4月，此案历时4个月，横跨6省市十多个市县，行程25000公里，抓捕39名违法犯罪嫌疑人，收缴制假材料24万盒。这股危害苏鲁豫皖4省多年的假药暗流终于被江苏徐州警方从源头截断。

　　这个案子是一股被公安部和国家药监局挂牌督办的假药大案，江苏省徐州公安局鼓楼分局经侦大队2003年成功侦破，它被列为2003年全国医药行业打假第一大案。

　　2003年2月初，徐州市鼓楼公安分局经侦大队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有个农民打扮的人到徐州下淀诊所推销药品，看样子不像正规医药厂家的业务员，怀疑他卖的是假药。王世功队长立即安排下淀诊所老板继续与卖药人保持联系，要他发现情况及时报告警方。

　　早在2002年9月，徐州一位市民在一家私人诊所买到2支假冒人用狂犬疫苗。市药监局稽查大队为此展开调查。先后查获了使用假冒人用狂犬疫苗的案件19起，共11批次，累计2300支。此案引起省、市领导的高度重视，惊动了国家药监局和公安部。温家宝总理和周永康部长先后作了重要批示，要求尽快查清案情，追回已售假药，依法严惩罪犯，确保人民生命安全。经调查，这批假药是从一个姓刘的卖药人那里买来的。徐州市药监局和公安机关联手布控，但一直没有将那个神秘的卖药人抓获。

　　2003年2月17日，警方接到报告信息，那个姓刘的卖药人第二天上午10点钟要来下淀诊所送药。鼓楼分局和徐州市药监局做了周密部署，安排侦查员唐世连化装成就诊病人，同药监局稽查处的人提前来到下淀诊所守候。按约定时间，那个神秘的卖药人出现了。当他拿出狂犬疫苗准备交给诊所负责人时，被当场逮捕，并收缴了21盒所谓的人用狂犬疫苗。

　　唐世连把卖药人带回大队审查。通过调查，证实此人叫刘新民，37岁，河南省夏邑县火店乡周庄村人。刘新民交代假药是从安徽亳州一个姓冯的人手里买的。刘新民说，2002年7月，他来到徐州贩药，听说贩假狂犬疫苗能挣大钱，安徽亳州有货，于是只身一人来到亳州。在亳州长途汽车站，他看见一个男的在车站附近来回走动，他便主动上去搭话。那人告诉刘新民一个手机号码，并说只要打这个手机就能买到他想要的东西。

　　刘新民按手机号码打过去，机主姓冯，他让刘新民在汽车站候车室门口等候。姓冯的骑摩托车赶了过来。经过讨价还价，刘新民定了30盒狂犬疫苗，每盒价格22元。半个小时后，姓冯的骑摩托车将30盒狂犬疫苗交给刘新民，刘将660元现金交到他手上。一个月后，刘新民来到河南永城，他的30盒狂犬疫苗很快卖光，他赚了钱。刘新民又给姓冯的打电话，要40盒狂犬疫苗，并敲定每盒10元。这一次，他把钱交给一位客运汽车司机，打电话跟姓冯的约好，让冯在亳州汽车站等候，待永城的汽车到站后，冯把狂犬疫苗交给司机，司机如数把钱给冯。刘新民收到货后，付给司机10元运费。

　　警方通过调查，得知姓冯的名叫冯磊，31岁，是亳州市谯城区人。2003年2月26日，王世功带领侦查员唐世连、李强，同市药监局稽查处卜军处长一行四人驱车来到亳州，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实施抓捕冯磊的行动。

　　警方获悉冯在2月27日上午9点多要进行药品交易。于是，王世功带人事先来到药品交易处附近守候。这一次，冯磊是从别人手里买药。就在那人把一只塑料袋递到冯磊手上时，侦查员把两人当场抓获，并缴获两盒人血白蛋白。两人被带到当地警方进行审讯。冯磊交代说他是搞药品生意的，并承认了他买的是假药，因为他们每盒成交价是18元，而在药店里两盒人血白蛋白要卖到一千多元。经审讯，另一人名叫周文利，33岁，毫州市谯城区城父镇周寨村人。冯磊承认了他卖过假药给刘新民，而这些假药是他从周文利那里买来的。在冯磊的交代下，周文利只得承认曾卖过假冒人用狂犬疫苗给冯。

　　周文利的假药又是从哪里来的？周文利交代是从一个叫“老五”的女人那里买的，有一个姓蒋的与老五关系很熟，姓蒋的通过公交车将药捎来，交给老五，再由老五转手卖给周文利。

　　经调查，老五真名叫石明利，女，31岁，安徽亳州人。王世功立即组织警方奔赴亳州抓捕老五。可是周文利出事后，老五已望风而逃。徐州警方先后两次赴亳州抓捕未果。

　　另一个姓蒋的名叫蒋玉全，33岁，安徽滁州人，一直住在安徽蚌埠市。3月4日，徐州警方赶到蚌埠抓蒋玉全，蒋却已离开蚌埠去了滁州。警察连夜驱车再奔滁州，可蒋玉全又在广东揭石市出现。王世功带领侦查员再飞广东，他们来到揭西，竟发现这里有一个规模很大的药品批发市场。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徐州警方在一个宾馆里将正在熟睡的蒋玉全抓获。

　　据蒋玉全交代，狂犬疫苗造假很简单，也不需要什么地下加工厂。都是他们从上海人手里买来假冒的盒子、瓶子、瓶塞、标签等东西，然后到诊所批一大箱打针用的生理盐水，用灌装机将盐水装入瓶中，再用封口机封好，贴上真药标签，就可以出手卖了，每支成本2块钱，3块钱就可以卖。

　　下期：经过侦查，专案组发现还有一个上海人经常和蒋玉全保持联系。据蒋玉全交代，此人是个女的，也经常给他供货。在上海警方大力协助下，徐州警方终于查出，这个人名叫薛秀兰，是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包装材料厂业务员。


　　2、患者引爆大案


　　蒋玉全交待，包装药品的盒子是从上海的汪振然手里买的，汪也做假药生意，药品盒子也是从上海进货。

　　原来，2001年10月，汪振然从上海进货，去接车时途中出车祸，送货人死亡。汪振然去吊唁，从汪妻杨小云那里了解到上海的进货渠道及联手人的手机号码，然后就同上海方面挂上了钩。

　　随后，“上海人”给蒋玉全发来了第一批货——100箱假冒的“长生研”牌和“方信”牌狂犬疫苗包装盒以及灌装机、压盖机智烘干机等配套生产设备，蒋玉全先在安徽凤阳县临淮镇租了一套房子，雇用妻妹闻堤萍，在汪振然弟弟汪小广的指导下开始加工。但他们技术不好，装入瓶中的药水变质而出现黑点，生产的假药无法销售，蒋玉全于是将瓶子、盒子卖给杨小云，还卖给安徽的李大孩、李小孩。然后他再从他们手里买进成品假药销售。

　　经过侦查，专案组发现还有一个上海人经常和蒋玉全保持联系。据蒋玉全交代，此人是个女的，也经常给他供货。在上海警方大力协助下，徐州警方终于查出，这个名叫薛秀兰，是上海市浦东新区某包装材料厂业务员。

　　于是，侦查员在上海警方配合下，将薛秀兰抓获归案。薛秀兰交代，她只负责给安徽人提供瓶盖、瓶塞，盒子、标签是她从朱品发手里提货，朱品发是从一个姓孙的厂里拿的。姓孙的名叫孙其威，是上海某药制品厂厂长。警方于3月25日将朱品发抓获，孙其威负案在逃。2003年5月，孙其威被捕获归案。

　　根据犯罪嫌疑人薛秀兰、朱品发和孙其威共同交待，做假冒人用狂犬疫苗包装物最早的是上海某包装材料厂的厂长王伯祥。薛秀兰在上海只负责瓶盖和瓶塞的生产，她和上海做假狂犬疫苗包装物“龙头老大”王伯祥的妻子蒋美娟是好朋友。2002年7月，王伯祥去安徽送货时出车祸身亡。去开追掉会时，薛通过蒋美娟认识朱品发，从此建立了供货关系。

　　后来，薛秀兰再次通过蒋美娟打听到安徽供货人，即蒋玉全和李大孩、李小孩。

　　2002年10月，薛秀兰亲自押车，将假冒“长生研”牌人用狂犬疫苗包装物品200大箱(4万盒)货第一次送到安徽李氏两兄弟手中。此后，她甩掉朱品发，直接给安徽人供货了。接着，薛秀兰又向蒋玉全发去了5万只空瓶。

　　随着孙其威的落网，这起危害苏鲁豫皖4省多年的“特大假冒人用狂犬疫苗案”尘埃落定。此案前后历经4个多月，先后将39名违法犯罪嫌疑人缉拿归案。共收缴假冒人用狂犬疫苗1.2万盒，制假材料24万盒。根据属地管辖原则，涉案人员分别被移交给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依法进行处理。至此，这起被公安部督办和被国家药监局列为2003年度“联合打击制伪假劣药品、医疗器械违法犯罪活动”的“全国假药第一大案”终于画上了一个句号。

　　老黄是长沙市郊区的一位农民，一家公司搞开发征购了他家的责任地后，他在某大市场内被安置了个门面做副食批发。

　　1999年6月，他和几个生意伙伴喝酒时突发脑溢血，经过医院抢救，命保住了，但落下了偏瘫。治了两三个月，左半边身子仍是没有知觉。后听说“溶栓胶囊”管用，就要家人在一家大的国有药店买了两盒，吃了后左手能半握拳头了，左脚也稍稍能动弹了。

　　尽管“溶栓胶囊”药价不菲，一盒36粒，零售价152元，但老黄觉得有了希望。他认为只要药好价高也没啥，接着又买了两盒。但奇怪的是，服完后病情并未进一步好转。老黄心里犯嘀咕，这“溶栓胶囊”是不是有问题？他要家人打电话向长沙市卫生局反映了这个情况。

　　谁知，老黄这电话一打，却打出了湖南省的第一大假药案。此时，长沙市卫生局相关职能部门正在筹建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国家大力精简机构的时候却新设立药品监督管理机构，自然是因为药品攸关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溶栓胶囊”是用于治疗中风、半身不遂、肢体麻木、高血压等高危疾病的，经厂家的推广后，市场占有率较大，使用的患者多。因此，老黄的电话引起了当时长沙市卫生局的高度重视，药政人员迅速出动，对长沙市范围内药店里的“溶栓胶囊”进行检查。

　　这一查可查出了大问题，在近两个月的时间内，30余家药店、6家医药批发公司的“溶栓胶囊”有假，或内外包装不一，或内溶物不一，问题相当严重。

　　零零散散地初步统计，已销售给患者的假“溶栓胶囊”至少价值20余万元，另有价值20余万元的假药被药政人员没收。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湖南省著名的“九芝堂药业公司批发部”也在销售假“溶栓胶囊”。假药被查封后，2000年1月5日，该公司的进货员打电话给“溶栓胶囊”湖南总代理公司的业务员，要求送货过来。

　　不料送来一件“溶栓胶囊”也是假的！

　　因查获的案值越来越大、假“溶栓胶囊”已涉及长沙、益阳、衡理、邵阳以及武汉等地，长沙市卫生局因问题的严重性，遂将案件移交长沙市公安局。经公安机关侦查，初步确定，流入长沙市的假“溶栓胶囊”来自邵阳、衡阳、武汉三个地方。

　　2000年3月，执法人员在邵阳市郊区查获一个制贩假药窝点，依法收缴假“溶栓胶囊”103件，假“溶栓胶囊”药料53公斤、假“吗丁啉”120件、假“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90件、假″复方甘草片″195件、制假设备2套，总价值高达460余万元。

　　但令人惊奇的是，湖南省所查获的最大假药案始仍俑者竟是一名内衣厂的下岗女工。

　　下期：外号叫“鞠老二”的鞠春香是邵阳市内衣厂的下岗女工，她见到有人做假药发了财，便也萌生做药生意的念头，也操起制假行当。

　　3、下岗夫妻办假药厂




  


　　外号叫“鞠老二”的鞠春香是邵阳市内衣厂的下岗女工，她见到有人做假药发了财，便也萌生做药生意的念头，也操起制假行当。

　　1997年7月，鞠春香出资5万元，办养鸡场的朱卫平出资5万元，做药品生意的何林出技术，三人合伙，购进压片机等设备和制假原料，生产假冒甘草片200件。但生产假药半年多，却找不到买主。朱卫平认为是何林的技术不过关，双方发生争吵，不欢而散。鞠春香因此血本无归，但她仍心有不甘。

　　1999年3月，鞠春香再次筹集18万元，邵阳市某医院的医师李丽萍出资4万元，仍由何林提供技术，又生产出200件假冒“复方甘草片”。不过，这次鞠春香通过曾是湖南省药材公司员工的邱慧凌，一次就销出150件鞠春香这次不仅捞回了成本，还赚了数万元。

　　于是，鞠春香让在她之后下岗的丈夫张志明也一起来干。1999年6月，他们看到电视台天天播放西安杨森制药厂的“吗丁啉”广告，“吗丁啉”走俏，夫妻俩合计着算计上了西安杨森制药厂。

　　鞠春香买来包装机等设备，张志明从广东购回原药粉后，从街上刻字摊刻来药品批号。但熟知主要技术的何林中途变卦，和邱慧凌另起炉灶。两人在隆回县的一家饭店里，租房合伙生产假“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去了。

　　鞠春香没了主管造假的技术员，但她自有打算，在她看来，生产假药本来就用不了什么技术，造出来的只要看上去像真的就行。此后，有一个叫潘彦的出租车司机，也认为制假药赚钱快，将自己的出租车以及15万元作为股金投进给鞠春香，要和她共同来做“吗丁啉”，鞠春香单独制假药的信心更坚定了。最终她做出了假“吗丁啉”110件，结果是连外行也看得出不是真的，假“吗丁啉”一件也没销出去。

　　但鞠春香在推销假“吗丁啉”时，通过在邵阳做印刷业务的温州人陈德红，认识了一个叫李建生的内蒙人。李自称是“溶栓胶囊”的山东省总代理商，他没要鞠春香的“吗丁啉”，却要鞠春香替他生产200件假“溶栓胶囊”。

　　1999年9月底，李建生从杭州火车站将五大袋假“溶栓胶囊”药粉发到邵阳并提供给了鞠春香数万元的经费。鞠春香一伙迅速行动，由张志明采购起泡机、切片机、封口机、复膜机等制假设备，潘彦开车从广东汕头买回100余万粒胶囊壳，陈德红从温州提供60余套假包装盒，鞠春香则物色生产场地，最后选择邵阳市第一园艺场粟某家的三间地下室作厂房。鞠春香请来其弟妹等9名临时工，加班加点，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生产出假“溶栓胶囊”200余件。

　　订货的李建生于1999年11月份提走85件没有外包装的假“溶栓胶囊”，此后却杳无音信。剩下的假“溶栓胶囊”堆在墙角，鞠春香发了愁。后来，鞠春香打听到“溶栓胶囊”市面批发价为130多元一盒，零售价达150多元一盒时，她的如意算盘又打开了。她决定自己干。

　　邱慧凌、何林在隆回县制假注射液，用的是从当地某医院买的可重复使用的蒸馏水，原料成本极低，却经邵阳中南经营部相继销掉了近20件。两人正觉得有干头时，被隆回县公安干警逮了个正着。但邱慧凌父亲是该县的县领导，不久即取保候审，出了拘留所。鞠春香这时候正缺像邱慧凌这样的有销售能力的人，倒不计较她拉走了造假技术员何林，使得自己做出的假“吗丁啉”相差太远，又找来了邱慧凌。二人一拍即合，又走上了共同制假的不归路。

　　黄中球是租住在鞠春香住房前一栋的下岗工人，不过他是从邵阳市第三制药厂副厂长位置上下岗的。一次在附近的茶馆里打麻将时，两人相互结识，鞠春香随即拉黄中球入伙，让他为自己做假药的销售，并给了他一个便宜的价钱。

　　邱慧凌、黄中球究竟又是如何将假药销售出去的呢？原来，黄中球、邱慧凌均是湖南某中医学院的本科毕业后，只不过黄中球是师兄。1999年10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黄中球的同学在长沙举行毕业十周年聚会，黄中球就告诉邱慧凌是在邵阳市第二药材采购供应站专门负责销售山西中远威公司产的“溶栓胶囊”。

　　黄中球的同学几乎都是在医药部门工作的，他们对“溶栓胶囊”的市场含义自然心知肚明。况且，黄中球的“溶栓胶囊”每盒只卖100元钱左右，而市场批发价却要130元左右一盒，报价相当诱人，也就是这报价低廉的“溶栓胶囊”，使黄中球销售“溶栓胶囊”的进展相当顺利。

　　有了黄中球这样的帮手，鞠春香的假药何愁卖不动。况且，黄中球从中赚的也不算少，按90元一盒的价格每销出去一件，鞠春香给他2000元的报酬。鞠春香马上从陈德红那里买了几十套整套的假“溶栓胶囊”包装，将假药装完箱，打上统一的批号990801,黄中球即刻开始销售。

　　1999年11月底，黄中球的同学，长沙市医药保健器械公司副总理兼批发部经理曾毅来电说要5件“溶栓胶囊”，价格为9200元一件，鞠春香、潘彦、黄中球开车送货到长沙。不久，曾毅又要进3件“溶栓胶囊”。黄中球忙得不亦乐乎，而在益阳资阳区药材公司的同学林金华也来电要求送货，黄中球分两次将3件假“溶栓胶囊”送到林金华承包的药店里。

　　1999年12月中旬，曾毅打电话给黄中球，说“溶栓胶囊”不对，黄中球答应没有销掉的可以退。正在此时，在益阳赫山区药材公司的同学谭欢来电称要货，黄中球便从曾毅未销掉的3件货中拿了一件，又送给益阳谭欢。

　　下期：1999年12月23日，邱慧凌要鞠春香、张志有夫妇租车将20件假“溶栓胶囊”和压在仓库里的102件假“吗丁啉”一起送到长沙。第二天上午就通过同学销掉了近10件，其中7件就销给了校友也曾是同事的王智浩。

　　4、“溶栓胶囊”大案告破




  


　　按照药品流通管理法规的要求，购进药品时，供货方需提供营业执照、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经营合格证等三证，以及厂方或公司法人委托书。而黄中球的同学们尽管都怀疑来路不正，但因能获取的超常规的利润，更使他们心动，鞠春香的假“溶栓胶囊”就主要通过他们流向了市场，流到了患者手中。

　　尽管邱慧凌因诈骗被省药材公司开除了，心里却根本就瞧不起鞠春香这个初中都没毕业的下岗女工，她也没闲着。在当初她帮鞠春香卖假″复方甘草片″时，心想自己是正规医学院的本科生，手中又有销售网，帮鞠春香销假还不如自己做假药卖合算。没想到注资30多万元，拉着何林去有关系罩着的老家隆回造假却栽了。但她却不知道，鞠春香和邱慧凌谈定的价格是每件“溶栓胶囊”9200元，销掉了只给邱慧凌1000元。但邱慧凌销假的决心却一点也没有退却。

　　1999年12月23日，邱慧凌要鞠春香、张志有夫妇租车将20件假“溶栓胶囊”和压在仓库里的102件假“吗丁啉”一起送到长沙。第二天上午就通过同学销掉了近10件，其中7件就销给了校友也曾是同事的王智浩。而这个王智浩却也是个售假能手。他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湖南银海药业有限公司工作，邱慧凌通过他帮鞠春香将150件假“复方甘草片”卖给了银海药业公司。

　　1999年9月，王智浩调到山西中远威药业“溶栓胶囊”湖南总代理的湖南省医药总代理有限公司，他11月底曾因销售假“安必仙胶囊”5件给湖南省建莱药业有限公司，被长沙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查处，没收违法所得41500元。鞠春香的假“吗丁啉”和假“溶栓胶囊”由他自己分4趟运进了自己管的湖南省医药总代理有限公司的仓库里，他卖出的7件假“溶栓胶囊”中有6件销给了银海药业公司，另1件在送给九芝堂药业公司批发部时，被药检人员当场收缴。虽两次被公安机关传讯，但他在缴纳了10万元保释金和暂扣一辆富康小轿车后就被放了出来。因为王智浩的父亲是当时刚刚组建的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首任局长！

　　2000年1月13日，长沙市公安局正式立案侦查假“溶栓胶囊”案后，首先传讯了长沙市范围内的涉案人员，通过对收缴的假“溶栓胶囊”的检测，长沙市场上的假“溶栓胶囊”主要来自邵阳、衡阳。他们选择邵阳作为主攻方向，然而，等侦查人员赶到邵阳时，已初步掌握的犯罪嫌疑人却已人去楼空。刑侦人员决定兵分两路，一路人马留在邵阳布控，一路人马转向衡阳。然而，临近新千年的年关，两路人马皆无功而返。

　　这起特大假药案的查处引起了湖南省委、省政府的高度关注，省委书记杨正午、省长储波等领导相继批示，要求对案件坚决查到底，并对市场上的假“溶栓胶囊”等假药迅速收缴。调整后的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领导及时部署，重拳出击，对全省的药品市场进行检查。假“溶栓胶囊”案在湖南省公安厅的协调下，2000年春节后取得突破性进展。2000年3月23日，长沙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干警接到群众举报后，在邵阳市翠园小村23栋502号房一举抓获鞠春香、张志明、黄中球等案犯。

　　经审讯得知，王智浩售假被查获后，电话告知邱慧凌说长沙的假“溶栓胶囊”出事了，公安正在追查。鞠春香等人闻风而逃。但他们都担心对方去投案自首、举报立功，协商后两家人一起去外地过春节，以相互牵制，回邵阳市仍住在一起。随后，邱慧凌以及鞠春香的弟妹相继落网，以邵阳市第一园艺场为窝点的制贩假“溶栓胶囊”大案告破。

　　2000年12月29日，经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后，法院判处鞠春香有期徒刑6年，并处罚金40万元；判处张志明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30万元；判处邱慧凌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2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77400元；判处黄中球有期徒刑3年，并处罚金20万元，追缴违法所得34200元。

　　长沙市公安局对鞠春香等人刑事拘留后，以涉嫌生产、销售假药罪两次报捕，长沙市检察院最终却是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批准逮捕的，案件移送检察机关起诉时，也曾被退回补充侦查；原因是要求公安机关查明鞠春香等人生产、销售的假药造成的危害结果到底有多大。

　　根据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的规定，生产、销售假药罪是危害犯罪，行为人生产、销售假药，只要“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就构成本罪的既遂。长沙市公安局收缴鞠春香、邱慧凌等人生产的“复方甘草片”、“吗丁啉”、“硫酸阿米卡星注射液”、“溶栓胶囊”等4种药品，经湖南省药品检验所检验，其有效成分为零，属假药无疑。而这些假药所面向的是相当对应的疾病患者，使用后至少会延误治疗而严重危害患者的健康。

　　然而，在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时，长沙市检察院认为适用加重处罚的量刑幅度，必须查清危害性的程度。但不论是湖南省药检部门还是国家药检部门，针对长沙市公安局的求助，皆回答：法律只授予他们鉴定药品真假的权力，而没有授予他们确认某种假药对人体到底有多大危害的权力。

　　后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省内有关专家，对鞠春香等人生产的四种假药做出了对人体有严重危害的结论，但检察院认为这些专家们不具备法定的鉴定资格，不予采纳。

　　对假药危害性的界定成为处理湖南第一大假药案所面临的难题。长沙市公安机关认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在司法实践中很难操作，司法部门对该条款有不同的理解，已使得湖南第一大假药案和已掌握线索的其他假药案难以得到有力的查处。

　　下期：2002年4月18日，娄底市药监局会同公安部门赶赴邵东廉桥镇，捣毁了犯罪嫌疑人陈秀珍设在邵东廉桥镇的假药窝点，当场查获各类假药101个品种、150多件，货值20.8万元。

　　5、湖南娄邵系列假药案




  


　　长沙市检察机关认为，鞠春香等人生产、销售的假药影响大，危害广，对其应从重打击。但若以生产、销售假药定罪，未直接造成患者死亡或重伤的后果，只能是“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按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第一档量刑幅度，只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不如根据鞠春香等人生产、销售的数额适用刑法第一百四十条，相对较重地予以惩处。

　　其观点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湖南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认为，鞠春香等人的行为对患者的身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应从重惩处。否则面对假药泛滥，无论是行政执法，还是司法皆显得软弱无力。这有悖于国家设立药品监管机构的初衷，生产、销售假药现象将屡禁不止，有违人民群众要求严厉惩处生产、销售假药行为的强烈愿望。

　　湖南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已就法律的适用问题，请求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予以解释。

　　震惊全国的“8·26”湖南娄底、邵阳系列制售假药案，是至2003年9月药监部门查处的全国最严重制售假药案之一，专案组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捣毁制假售假窝点31个，查缴假药161个品种，货值达950万余元。

　　2002年1月，湖南双峰县药监分局在絷地检查中发现，双峰县蛇形山镇供销社大药房的“金妇康”等48种药品质量可疑。经抽检，药监部门确认这批药全部为假药。经追踪调查发现，这批假药来自邵东廉桥镇。

　　2002年4月18日，娄底市药监局会同公安部门赶赴邵东廉桥镇，捣毁了犯罪嫌疑人陈秀珍设在邵东廉桥镇的假药窝点，当场查获各类假药101个品种、150多件，货值20.8万元。

　　6月4日，执法人员跟踪追击，又捣毁了位于双峰县青树坪镇界峰村与邵东交界处、320国道旁的一个制假窝点，查获假冒参麦、脉络宁静脉注射液46件以及大量假冒的药品包装材料，货值27.6万元，同时收缴制假设备一套。

　　7月20日，执法人员再次出击，捣毁了制假团伙设在双峰县三塘铺镇义丰村与邵东县交界处的一个制造假药“人血白蛋白注射液”的窝点，以及邵东县境内5处仓库。缴获正准备转移销毁的大量假药“血白蛋白注射液”成品、半成品、制假原料和包装材料，货值共计370万元。此后，娄底市药监局、公安部门派员3次到广东汕头、普宁等地，经过36天的布控，抓获3名犯罪嫌疑人，捣毁制假、售假窝点各1个，收缴2台制假机器及大量假药成品、半成品和包装材料。

　　在连续的查处过程中，娄底市药监部门发现，此案涉案人员越来越多，牵涉面越来越广，情况也变得更加复杂，于是向省药监局进行了汇报。湖南省药监局一边开始负责指挥部署，一边向国家药监进行了汇报。省药监局分管稽查打假的副局长当即赶赴娄底、邵阳坐镇指挥。

　　案情上报后，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并做出重要批示，国家药监局、公安部随后紧急派员赶赴现场督办。

　　鉴于涉案人已涉嫌刑事犯罪，湖南省公安厅决定成立专案组，从2002年8月26日起，此案由邵阳市公安局为主侦查，娄底市公安局和娄底、邵阳药监部门协助侦查。此案因此又称为“8·26”娄邵系列制售假药案。

　　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药监、公安部门大力配合，专案组办案人员转战11个省(市)，展开了艰苦的侦查、抓捕、追逃。

　　截止2003年7月，专案组共抓获犯罪嫌疑人34人(其中24人被批捕)，移送检察机关19人，劳动教养6人，行政处罚6人，捣毁制假窝点12个、售假窝点10个、仓储窝点9个，缴获制假机器设备30余台、运输车辆2台，查缴“人血白蛋白注射液”等假药161个品种，货值950万余元。售假大药房受严处。

　　在此案查处过程中，销售假药的双峰县蛇形山镇供销社大药房被吊销了《药品经营许可证》，并没收非法所得9678元，处罚金190942.5元；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给予10年内不得从事药品经营活动的处罚。

　　1993年9月6日至8日，湖南省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庄严开庭，公开审理令人瞩目的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案。

　　1993年10月15日，周口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做出一审判决，13名罪犯受到了制裁。

　　第一被告王志强是这起全国制售假药案的罪魁祸首，他原是军人，1977年入党，后升任连副指导员，1980年因在外地集训期间，倒运石灰、娄皮，受到行政警告处分。后因倒卖钢材、不正当男女关系和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撤销职务、开除党籍，作为战士复员沈丘县农业局当工人。

　　回乡后，王志强打起了生产假药的主意。1986年底，他在槐店镇小南庄伙同他人生产人用土霉素，在一无设备，二无技术力量的条件下，花了2000元立刻上马，不到一个月时间，生产出50件，贴上开封制药厂的商标卖出去，得到13500元。

　　不久，这个厂因无证生产被取缔。王志强又承包了县农业局下属农场的制药厂，与开封制药厂联营办起“开封兽药厂沈丘分厂”，后来联营关系破裂，“开封兽药厂沈丘分厂”于1987年11月改名为“周口地区第一药厂”，不久王志强被县农委任命为厂长。从此，王志强打着国家兽药合法生产厂家的招牌大规模制售假药。

　　在王志强身边陆续聚集了一批同伙。郭新灵执掌财务，出谋划策；李振主管生产技术，陈进龙负责供销，杨德全负责厂人保科。他们策划、组织、指挥了旷日持久的假药制售活动。

　　下期：他们把造出的假药边生产边转移到了厂外的保密仓库，销售多为现金交易，不开发票或用过期作废的发票，夜间伪装运出。一旦被查出就用重金贿赂，搞假材料或由当事人一人承担一切责任，工厂再以金钱给予补偿。

　　6、“假药大王”王志强




  


　　他们制造假药，在不同的片剂中加氯霉素、黄连素和氯奎药粉。然后摊在马路上靠日晒或用煤火烘干。生产的针剂，有的随意投料，有的根本不投料，仅装入蒸馏水便灌封，有的低价购进其它厂家次品换上自己的包装重新出售。厂里没有一个真正懂得制药的专业技术人员，工人从没经过正式培训，就连王志强也自称他的部下是“联合国部队”。厂里的设备简陋，车间脏乱不堪，没有任何质检、防尘、消毒、灭菌设施，根本无法生产出合格的产品。尽管如此，厂里从进料、生产到销售却热闹非凡。

　　他们把造出的假药边生产边转移到了厂外的保密仓库，销售多为现金交易，不开发票或用过期作废的发票，夜间伪装运出。一旦被查出就用重金贿赂，搞假材料或由当事人一人承担一切责任，工厂再以金钱给予补偿。

　　1991年底至1992年9月，在不到10个月时间里，王志强他们仅销往安徽阜阳市兽医药供应站第二批发部的假劣兽药便多达500件，价值19万余元。

　　王志强制售假药的规模由小到大，人员由少到多，工艺由手工到机械化，品种由单一到多样，形式由秘密到明火执仗，王志强和他的兽药厂一步步发展成为拥有固定资产610万元，厂房241间，占地2万平方米，350多名员工的“假药大王”。

　　肥西县养鸡专业户叶志亭、湖南黄冈县种畜场因使用王志强制售的假药，导致712只鸡、210头良种猪患病后治疗无效死亡；安徽阜阳市五中一学生因服用王志强等人制造的假“庆大霉素片”后致使病情加重……

　　王志强、郭新灵被扣留后，司法机关从他们家中查获的密押存款单数额高达100万元。

　　从一开始，王志强就知道自己干的是天理难容、见不得阳光的勾当，就千方百计，用金钱贿赂党政干部以寻求庇护，骗了各种荣誉以装潢门面，甚至为独霸市场，铲除异己而机关算尽。孙银平、孙芝荣原与王志强一起制售假药，后为牟巨利而另立门户。王志强为达到长期独霸假药市场的目的，贼喊捉贼，向公安局举报，以打假名义于1992年元月带公安人员和厂治安队突袭“二孙”的地下工厂，将“二孙”的假药运到自己厂里，重新贴上标签卖掉，还逼迫“二孙”承认冒充兽药厂名义制售假药。

　　为掩盖制售假药的罪恶勾当，王志强制定了一套保密防范措施。他出资请来武警站岗，成立药厂治安队，并配备了武器；本厂职工外出请假限时，返厂汇报，不得走漏消息，违者轻则严刑拷打，重则编造罪名投入监狱，连邻近村庄的群众路过帮门伸头看一看，也会无端招来喝斥，甚至一顿毒打。王志强还买了警服，小轿车用检察机关的户口装上了警灯。他佩带手枪，外出假冒执法人员，谁若有所触犯，他便凶狠报复，动辄私设公堂，刑讯逼供。

　　1988年12月，太康县城郊兽医站发现王志强卖给他们的是假药，拒付货款，王志强闻讯后身着警服，带着武警，半夜驱车到太康，踢开站长梁德志的门，强行将其抓到沈丘兽药帮里，非法审讯，尔后又通过县公安局一领导将梁关押到拘留所，等到太康县城郊兽医站被迫交了药款和1000元赔偿费，才将梁放回。

　　1989年11月，湖北黄冈地区兽药监督员梅岭南和兽药机械公司秦耀明，因购进王志强的二十多件兽药，来到沈丘调查。王志强、陈进龙拒不承认这些假药是自己产的，梅、秦在厂前发现碎药瓶上的号和他们进的药相符，准备捡回鉴别，十多个年轻人一拥而上，拳脚相加。梅岭南指着自己佩戴的“中国兽药监督员”证徽说：“我们是来厂调查情况的，你们打人违法。”打人者说：“是执法人员也要打，看你还敢不敢告我们厂生产假药！”

　　王志强还买通了党政机关和执法部门对他有用的一些干部，这些人为他撑起一把黑色的保护伞。在沈丘，好多人知道他是县委书记的红人。

　　1992年8月，周口地区派出以公安、工商、农委、畜牧等单位组成的10人调查组来到兽药厂。王志强将众人堵在门外，高声道：“只有县以上畜牧机关才有权检查我们的企业，其他任何部门无权检查。国有国法，厂有厂规，我厂就不兴外人乱看！”

　　王志强不仅大量制售假药，而且在社会生活中处处造假。他先后为企业和个人伪造了地区“重合同、守信誉、创优质名牌企业”、“省农牧厅先进单位”、“地区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先进个人”等7个金匾、锦旗、奖状，摆在厂会议室里。

　　1990年，王志强在郸城县城的一个小角落里，找了一个体户私刻公章，伪造了一份原部队党委关于撤销对其处分，恢复其党籍，妥善安排工作的公文，混入国家干部队伍和党内。

　　1991年春节前夕，王志强、郭新灵以解决缓交税款为名，开车到县委书记刘炜东家，向刘行贿10000元。

　　1992年8月中旬的一天晚上，为兽药厂用电问题二人又一次找到刘炜东办公室，送现金4000元。不久，县委书记召集有关部门领导参加兽药厂现场办公会，该厂用电问题迎刃而解。

　　刘炜东妻哥的装修公司苦于价值72258.57元的装饰材料不得脱手。在刘授意下，王志强拉走这批货，分两次给刘炜东送上现金12.6万元。

　　1989年，王志强和郭新灵向副县长崔东华行贿6000元，兽药厂借用沈丘县“黄开办”的40万资金从此有偿变无偿；1991年6月，二人又向崔东华行贿4000元，得到12吨平价柴油指标。县农行行长王凤祥两次收受王志强贿赂8万元，给兽药厂解决流资贷款150万元，并退还了过去所扣的货款利息。县农业局长卢成云也以跑贷款为由，先后从王志强那里索要现金5000元。

　　于是，王志强被推到了沈丘经济建设的“功臣”地位，成为领导眼中的“红人”。他很顺利地恢复了党籍和干部待遇，又被提拔为农业局副局长。他和他的厂子还先后得到了16种荣誉称号。1990年他还被评为“沈丘县普法先进个人……”

　　下期：1992年9月底，周口地区查获了该厂外销假药935件，依法拘留了窝藏犯王志强之父王学坤等5名涉案人员，第一兽药厂假药案13名罪犯被押上了审判台，与假药案有染的干部也已受到了处理。

　　7、假“梅花K”害人案




  


　　在北京，在郑州，摆上了案头的群众举报信牵动了领导的心。1992年8月16日，中办、国办信访局批转揭露这个厂制售假药的信访材料，省委、省政府对此高度重视。省级领导李长春当即批示：要对此案坚决查处。9月15日，李长春在省技术监督局“关于组织省调查组查处周口地区第一兽药厂制售假药案的报告”上再次批示；由省长助理钟力生组织联合调查组严处。省委其他领导同志都明确批示，严肃查处，决不宽容。

　　马忠臣省长到任不久就听取此案的汇报，明确指示要一查到底。与此同时，以国家监察部牵头的全国打假办调查组，与省纪委、监察、公安、计经委、技术监督、工商、卫生、医药、农牧等省直9单位组成的调查组联手行动，于1992年10月12日奔赴沈丘。行前，省委副书记林英海明确指出，涉及到哪里就查到哪里。调查期间，中纪委、中央政法委、全国打假办、监察部、省委、省政法委多次听取汇报，做出指示，李长春、马忠臣等领导还先后到周口和沈丘，了解情况，指导办案。

　　1992年9月底，周口地区查获了该厂外销假药935件，依法拘留了窝藏犯王志强之父王学坤等5名涉案人员，第一兽药厂假药案13名罪犯被押上了审判台，与假药案有染的干部也已受到了处理。

　　从药理学上来讲，在中药里加入西药是一大忌，因为药性相差很大。但是，市场上很多假药，标注的成分是中药，其实全是由西药调配而成。病人在服用了这些假药后，轻则无效，重则丧命。

　　2001年9月，湖南省发现一起致人以严重危害、且中毒人数众多的假药案件，这是湖南省第一次查处由正规药厂有意生产假药、药厂和经销商为了经济利益合谋策划、更改处方的假药案件。

　　2001年8月20日，湖南株洲一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陈维顺在查房时，发现消化内科29床的李凰艳服用了自己在药房购买的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梅花K”黄柏胶囊后出现了消化道的反应，考虑到是中成药剂，陈医生便按照该药的包装盒上的电话给广西半宙制药集团打电话，告知对方病人服用药品后有反应，希望引起药厂的注意。

　　8月21日，陈医生在科室介绍情况的时候，科内的另外几位医生也反映已经收治了4个口服“梅花K”后引起反应的病人。这引起了医院的注意。当天下午16点，医院药剂科的主任周仁初到株洲市药品监督局报告情况。由此，有关管理部门开展调查“梅花K”中毒事件。

　　只是，陈维顺有一丝担忧：眼前这些病人的精神恐怕难以恢复如前。

　　这是一拨被“梅花K”改变了生活的特殊群体。他们都有相同的症状：恶心呕吐，食欲不振，腰痛。腰痛是因为肾脏受到损害。医院副院长周伦祥称，药物对肾小管的影响是最要命的。

　　截至2001年9月6日，株洲市一医院已收治了58名因为服用“梅花K”中毒的病人。株洲一医院全力抢救中毒病人，并替病人垫付几十万元的医药费用。其中一名叫刘桂兰的病人因为病情严重，被送到长沙的湘雅医院的重症护理病房，其他的病人大多在株洲一医院里接受治疗。

　　2001年9月6日，26岁的李凰艳依偎在丈夫娄志明的肩上，脸色泛白，微微笑着。住了半个多月的院，她看起来还是很虚弱。

　　一年前患了严重的妇科炎症，李凰艳四处求医。她到过一些医院和私人诊所，开了一堆药，吃了并不见效。2001年8月初，她在电视上看到了“梅花K”的广告，说是“对各类妇科疾病有显著疗效”。看得多，动了心，8月15日，李凰艳到庆云(金山)大药房花158元买了一盒。

　　按照说明，每日3-4次，每次3-4片，李凰艳说服药时有一种绝对的虔诚。

　　8月19日，李凰艳突然觉得头晕、恶心、全身乏力，晚上再也支持不住，去市一医挂了急诊。检查结果是消化道病变，医生给她开了些胃药。回去后，吃什么都呕，“胃火辣辣地疼”。

　　第二天，李凰艳到私人门诊输了几瓶液。三天后仍不见好转。

　　24日，丈夫娄志明强行把妻子送入一医院住院。诊断结果随即出来：药物中毒、肾功能损害、急性药物性胃炎。

　　小两口吓一大跳。李凰艳躺下后，十几天起不来。

　　与李凰艳相邻病床，46岁的余映枝提起“梅花K”就来气：“我们想，药品既然能上电视做广告，肯定是经过药监部门批准了的，不会有问题，谁知……”

　　余映枝与李凰艳同一天入院，不同的是，李凰艳吃了50粒，她吃了75粒。余的妇科炎症不见好转不说，且“肝肾功能受损”。

　　也有夫妻二人一起住院的。丈夫舒买荣说看到某医院原院长张某在电视广告中为“梅花K”叫好，极力向消费者推荐，“当时根本没想过会有假”。妻子杨晓芳的说法是：“电视里做广告的张院长穿着象征医生的白大褂，那是信任的标志呀。”

　　这种“信任”改变了63个普通人的生活。这些病人中，情况最严重处于病危的是27岁的沈某某，状况是昏迷、双瞳不等大，由呼吸机辅助呼吸。另外32岁的罗某某经抢救并补充钾后，虽然能自主呼吸，但是仍然处于病危中。另外还有2名病人刘某某和唐某某正在从病危转为病重。其他三十几名病人的病情基本稳定。

　　中毒的病人住在株洲一医院的消化内科、肾内科和内分泌科。在消化内科的病房里，记者看到了二十几位因为吃了“梅花K”中毒的病人。有的病人因为没有床位，只好暂时住在楼道的加床上。在8-13号病房里，7张床位上5位是吃“梅花K”中毒者。

　　下期：9月初，杨女士听说了有人因为吃了“梅花K”中毒住院的事，9月3日她赶紧来到医院检查，经检查发现有“＋”号等问题。她拿到药房退还的药钱，并且向公安局报了案。

　　8、“梅花K”害苦了我们




  


　　在火电公司上班的荣姓(化名)夫妇在吃了“梅花K”中毒后，孩子被送到外婆家，夫妻双双住进了医院。妻子说：“我有慢性的妇科炎症，因为怕传染给丈夫，我们在看电视广告后到药房花318元买了2盒‘梅花K’后，我们夫妻两个人都是按照药盒上写的每次3粒，每天3次吃药。2001年8月12日，我在外地工作的丈夫给我打电话说，自己平时身体很好，但是吃了这药后，感到全身无力，还有麻木的感觉，提醒我先别吃这药。但是，那时我已经因为中毒而全身无力，吃什么吐什么了。我在单位的医务室里打了吊针后，仍然心跳加快。最后单位派车把我送到株洲。”

　　“我弟弟陪着我们夫妇来到医院，弟弟是先把我搀进急诊室，再把我丈夫扶进急诊室。刚住进医院的几天我们都属于重症，现在虽然有好转，但是我丈夫反复得厉害。有天我丈夫除了头部有反应，整个身子都是麻木的，而且还呕吐不止，当时我们请了两个护工都忙不过来。我们中毒后已经花了5000多元看病，已经到了治疗费用由医院垫付的地步，我们俩就希望赶快治好病，然后通过法律手段要求有关单位和人员给我们赔偿。”

　　40岁的杨女士是位工人，曾有慢性妇科炎症。已住院4天，病情较稳定。杨女士说，这药在株洲电视台里播放广告，广告里有个医生介绍说，“梅花K”疗效好，见效快，没有毒副作用。还有一个妇女在广告中说，自己吃了这药病好了，要给妹妹也买一盒。杨女士的母亲在看了电视的广告后，在华坤药店买了两盒“梅花K”送给她。

　　在服药的过程中她感觉不适，她的妈妈去问药店，药店的人说，没有问题，只要把药量减少点就可以了。就这样杨女士前后吃了100多粒“梅花K”。在20天的吃药期间她的体重减了12斤，而且一直有头晕、恶心、腿脚肿胀等不适，但是一直没有想到是因为吃了“梅花K”中毒。

　　9月初，杨女士听说了有人因为吃了“梅花K”中毒住院的事，9月3日她赶紧来到医院检查，经检查发现有“＋”号等问题。她拿到药房退还的药钱，并且向公安局报了案。

　　31岁的刘美玲是中毒最深的患者，她2001年8月13日在药店购买了2盒，服用第4天开始出现呕吐、胃痛等不良反应，起先家人误认为是其它原因引起的，就在铁路医院打了几瓶吊针，但病情并未得到控制，于是26日到株洲市一医院治疗，现在每天靠输氧、输液才能维持生命，30日起已昏迷不醒，肾功能衰竭，在医院接受血透治疗。家人已将其后事准备好了。

　　年仅27岁的沈智芳也是听信传言，2001年8月11日借了奶奶300元到药店买了2盒，服了一个多星期后，脸上、手上开始变红，浑身不适，只得进铁路医院治疗，后来医院听说是药物引起的病症后，建议其到一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后说，要将血液内的毒素全部清除，最后的方法是换血，这需要数千元。沈的母亲拉着记者的手，哭泣着恳请记者一定要将这没道德的药品厂家曝光，维护她们的合法权益。

　　株洲市一医院还有一些中毒病人没有生命危险，但仍然吃不下饭。一位姓易的病人告诉记者，他是株洲塑料八厂下岗职工，“梅花K”是通过熟人花158元／盒买的，仅吃了一盒半便中毒住院。已用了不少医疗费，他们夫妻都是下岗工人，家庭十分困难，医疗费都是借来的。他希望药监部门能尽快找到“元凶”，好给他一个“说法”。

　　那么，“梅花K”到底是什么药？

　　有一位病人保存的一个“梅花K”的包装盒上，印有药品说明。“功能与主治：清热燥湿、解毒疗疮、通淋排毒；适应症：用于治疗淋病、非淋菌性尿道炎、尤其对男女生殖系统交叉感染引起的溃烂，尤其是妇科带下有强大的杀菌消炎与治疗作用。”

　　株洲市一医院消化内科的钟燎原主任说，“梅花K”里含有不合格的四环素成分，服用后，患者会出现呕吐、腹泻、消化道出血等症状。这药的最大危害是对人体的肝、肾造成损伤，特别是对肾小管的损伤。人体中正常的钾含量应该是3.5克到5.6克，而这些中毒的病人只有2克左右。这样特别容易引起病人的肾功能衰竭，甚至是心脏骤停。

　　据了解，“黄柏胶囊”是用于治疗泌尿系统疾病的消炎药。专家称，药理学上，中药里加入西药是一大禁忌，后果可怕。

　　2001年8月21日下午4时，医院药剂科主任周仁初到株洲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报告情况。“梅花K”中毒事件浮出水面。

　　8月24日，株洲市药监局药品稽查办接到群众举报：“梅花K”黄柏胶囊导致多人中毒。

　　药监部门感到事态严重，迅速派人赶到市一医调查，调查发现这批有问题的“梅花K”多是出自市内的庆云(金山)、华坤等几家药店。

　　株洲市药品检验所立即对“梅花K”黄柏胶囊进行检验，初步认定流入株洲的“梅花K”黄柏胶囊是假药。湖南药检所认为。这两批药品均存在以其它药品冒充正规药品的违法行为，而且存在其它不符合药品标准规定的情况。

　　8月31日，国家药品监督局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立即暂停销售使用该药。

　　其时，已经查清销售到全国各地的“梅花K”共计188箱，涉及南京(18箱)、沈阳(33箱)、厦门(18箱)、哈尔滨(11箱)等全国25个城市，其中销售最多的地方是株洲，计47箱。

　　下期：对于未经过药管系统批准擅自发布“梅花K”广告宣传，并在广告中夸大功能和疗效，误导群众用药的株洲电视台，湖南省纪委等单位责令株洲市政府有关部门严厉查处，并追究电视台的法律责任。

　　9、案情开始由暗转明




  


　　根据统计，在株洲服用过“梅花K”的人超过50名，其中住院治疗的有40多名。案情已经明朗，致毒原因也已经基本查清，这是湖南省第一次查处由正规药厂有意生产假药，药厂和经销商为了经济利益，合谋策划，更改处方，谋财害命的假药案件。

　　据初步调查，这批“梅花K”是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生产的。原法人代表为了谋求更大的经济利益，把其产品委托代理给陕西某医药公司负责经销和外包装的提供。代理方擅自在药品说明书上扩大药品功能及适应症，并要求厂家添加四环素成分。

　　湖南省药检部门检测结果表明，该药厂添加了过期失效的四环素(厂家承认添加了四环素成分)。药中含有的四环素降解产生远远超过了国家允许的安全范围。人服用后，临床表现为多发性肾小管功能障碍综合症，从而引起肾小管性酸中毒，导致乏力、恶心、呕吐等症状。厂商之所以在药品中添加变质四环素原因有二：一是想夸大药品功能及适应症，二因四环素是抗生素中最廉价的一种，成本低，获利大。

　　湖南省药监部门向国家药监局汇报“梅花K”事件后，国家药监局向国务院作了报告。有关部门对广西半宙制药集团公司第三制药厂库存药品、财务和涉案人员全部进行了暂控。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统一协调湖南、广西、陕西z监部门查处假药的窝点。公安部门对“梅花K”驻湖南经销商马小刚进行追捕。

　　对于未经过药管系统批准擅自发布“梅花K”广告宣传，并在广告中夸大功能和疗效，误导群众用药的株洲电视台，湖南省纪委等单位责令株洲市政府有关部门严厉查处，并追究电视台的法律责任。

　　按照规定，每种药均得按部颁标准生产，都得经过临床试验，都得有省、自治区、直辖市药监局的批文。虽然“梅花K”黄柏胶囊有生产批文，但生产该号药品时，该厂原负责人与陕西咸阳的销售代理商程书群，没有报自治区药监局批准擅自改变药品构成成分，在配方中加入四环素。虽然该厂每批药品出厂时都要检验，但检验标准里没有四环素这一要素，因此“梅花K”黄柏胶囊对人体的致命危害无法检验出来。

　　从2001年1月18日开始，“梅花K”黄柏胶囊共生产了3批18.8万板，每一板10粒，生产出来的产品已全部销完。

　　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种有毒的假药出厂价为6元，到消费者手上竟变成158元。

　　那么，到底害人的服药是如何上市的呢？

　　案情似乎“由暗转明”，类似的字眼也屡屡出现在当地报章。

　　然而47箱“梅花K”假药是如何流入株洲市场的呢？当地药监部门是否履行了监管职责？记者对此展开调查。但几天的采访遭遇不由让人大感蹊跷。

　　2001年9月13日下午，在株洲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办公室主任周杰对记者的采访要求多次回避。问得紧了，周说：“这个时候谈这个事比较敏感，上级不允许我们乱表态。”记者问“上级”是谁，周让记者去找市纪检委，“所有的新闻由他们发布”。

　　记者想了解有关药品流通环节的一些业务问题，被周以“敏感”为由拒绝。

　　该局市场科科长王小玲对记者的到访显得不快，她不愿提“梅花K”一事，称“担心媒体报道出去会使人们对这一事件产生误解”，至于会生出什么样的“误解”，王绝口不提。

　　谈及“梅花K”，每个人都小心翼翼。

　　在电话里，株洲市药监局局长欧阳文勇称，之所以不接受采访，是“怕影响办案”，“凡采访都要找纪检委”。

　　在株洲市公安局、工商局、株洲市两家国有医药公司，记者遭遇了同样的推诿——“找纪检委去”。

　　记者的判断在株洲市工商局得到了证实。该局某负责人无奈地称，市里就此专门召集药监、公安、工商开了会，对外统一口径。

　　记者辗转找到株洲市纪检委廖主任的电话。电话中廖主任说他在湖北出差，“案件未完全侦破前，纪检委不接受媒体采访”。

　　因卖“梅花K”假药而遭查封的庆云(金山)大药房和华坤药堂仍未开业。9月14日下午，建设南路的华坤大厦门前依旧人群熙攘，一楼的华坤药堂大门紧闭。透过积满灰尘的玻璃门望去，药店里狼藉满地。门上的封条显示的日期是9月7日。

　　同样在繁华闹市区的庆云(金山)大药房也失去了往常的热闹，四个营业员站在柜台的西头聊天，偶尔有人买药，她们说“停业整顿”。柜台上积了厚厚的尘土，像是很久没有擦拭了。

　　此前，湖南省药监局某处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称，“梅花K”毒害百姓，药店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该官员认为，医药代表不准带样品上门推销，更不能直接把药品送到药店直接出售。药店不能直接进药，因为药店没有检验药品的手段，更何况“梅花K”黄柏胶囊是首次经营产品。

　　9月15日，记者费尽周折终于找到庆云(金山)大药房的老板曾江，一见面，曾说他有一肚子的委屈。

　　曾江首先驳斥了上述那位官员“药店不能直接进药”的观点“荒唐”。

　　曾江的律师说，按照《药品流通监督管理办法》及有关条款解释，只要厂家向药店提供合法的“两证一照”，并进行查验，然后有当地药监局同意销售的批文，便可进行销售。

　　下期：湖南株洲“梅花K”中毒事件到2001年9月11日为止，中毒人数已增加到61人，其中34人住院治疗，4人病危。厂方法人代表等5名有关责任人及3名驻株洲销售人员被警方抓获。

　　10、“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假药案




  


　　曾江向记者出示的资料显示，“梅花K”从出厂到销售均有合法的手段。其中一份“湖南省外埠药品生产企业办事机构登记表”，对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的“梅花K”黄柏胶囊审批意见是：“同意在株洲销售。”审批单位是“株洲市药监局”。

　　曾江认为真正的问题出在株洲市药监局，而不是零售药店。曾说，我卖的“梅花K”是假药，该罚，那审批假药的政府部门出了问题，谁去监督？

　　湖南株洲“梅花K”中毒事件到2001年9月11日为止，中毒人数已增加到61人，其中34人住院治疗，4人病危。厂方法人代表等5名有关责任人及3名驻株洲销售人员被警方抓获。

　　制售假药“梅花K”黄柏胶囊，造成数10人中毒严重后果的广西半宙制药集团第三制药厂及7名被告人，2002年8月7日在广西灵山县法院受审。

　　8月7日上午9时，被告单位第三制药厂法定代表人及7名被告出庭受审。7名被告人分别是第三药厂原厂长卢智、原副厂长方党礼、副厂长蒋向阳、生产科长宠家林、质检科长农志云、车间主任罗建以及假药“梅花K”得以出笼的关键人物、陕西杰事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程书群。

　　该案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挂牌督办。案件涉及三省区，性质之恶劣、后果之严重在中国打假史上实属罕见，广西、陕西、湖南三省区司法机关及药监部门经过一年多的调查，终于查清案件的来龙去脉。

　　据查，2000年9月2日，陕西药商程书群在与第三制药厂原副厂长方党礼商议该药厂“黄柏胶囊”的销售时，程书群认为黄柏胶囊是纯中药制剂，疗效慢，须重新包装，才能打开销路。程书群当时出了个“点子”，在黄柏胶囊中加入盐酸四环素，并取商标名为“梅花K”。主管副厂长方党礼满口答应，并向厂长卢智汇报。随后，指令时任厂长助理的蒋向阳在胶囊中每粒加入0.4克盐酸四环素，蒋向阳按要求写一张“处方”，交给生产科长庞家林，庞家林没敢“违抗”领导的指令，照写另一张处方交给车间主任罗建安排生产。

　　明知胶囊加了盐酸四环素，罗建依然安排工人在2000年1月和4月共生产了三个批号。最后，18万多板价值14万元的″梅花K″由质检科长农志云给出检验合格证明，发给“杰事杰”公司。经过程书群的悉心“包装”后，本来只具有消炎作用的中药胶囊成了专门治疗性病的“仙丹”，前后共有196件假药“梅花K”流入中国26个省区。

　　经过“杰事杰”精心“策划”和在湖南的“医药代表、”马小刚的“努力”下，“梅花K”在湖南等地媒体大做广告，在广告中擅自夸大“梅花K”的疗效，使假药“梅花K”成了无所不能的灵丹妙药。

　　2003年3月，湖南药监部门发出紧急通知，勿服“复方川羚定喘胶囊”。

　　据《潇湘晨报》报道，这种定喘药片的毒副作用虽然没有“梅花K”那么明显，然而服用这种药的患者比当初服用“梅花K”的要多得多，尤为严重的是患者一旦停药病就会复发，而且没有别的替代药品可以治疗，株洲331医院呼吸内科主治医生杨辉红忧心忡忡地介绍，在他所在的331医院，有两名曾服用该药的患者，因找不到可以替代治疗的药品而死亡，还有多名患者出现不同程度的“中毒”迹象。

　　2003年3月以来，株洲331医院呼吸内科来了数十名呼吸道疾病患者。其中有数名患者入院时都表现有呼吸困难等症状。医院诊断这种病状与大量服用含有激素的药品有关。在询问这些病人病史的过程中发现，他们都是在服用的一种叫“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药丸后病情日渐严重而入院接受治疗的，服用这种药丸的历史大都有两到三年。

　　杨辉红医生说，接诊这些病人让他们感到很棘手，因为医疗条件的限制，没有什么特效药品可以控制这些患者的病情，一周前，54岁的患者刘松林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在此之前，已经有一名刘姓的患者死亡。杨辉红介绍，两名死者临死时骨质疏松，肋骨稍微按重点就会脆断。正在331医院接受治疗的杨松明说这两名患者是死在这种定喘片上。

　　杨松明服用这种定喘片始于三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那时咳嗽了好长一段时间的杨松明听好友介绍，在长沙买到了这种有特效的治疗呼吸道疾病的良药。当时服用了一盒之后，竟然是“神效”，咳嗽好了，但没过几天，杨松明觉得又不行了。吃点定喘药片就好点。慢慢地杨松明发现自己已离不开这个药了。但最近一年，杨松明发现自己经常咳嗽，到后来哮喘病越发严重起来，最后发展到呼吸难以为继，而此时这种药已经失去了当初的“神效”。

　　杨松明手里有一瓶从河南省邮寄过来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但是这种定喘胶囊的包装上没有任何的国家准字号批号，也没有成分说明。包装上所注明的产地是“河南省台前县商业街88号”以及一个叫刘某的联系电话。

　　河南省濮阳市药监局说，“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生产地址“台前县商业街88号”根本子虚乌有，凡是河南台前县邮售出去的哮喘风湿类药都是黑药。

　　“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说明书称：“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是刘医师根据家传数代验方，经多年研制而成的一种治疗哮喘的良药，由川贝、羚羊角等数种贵重药材和有效西药组成……”、

　　下期：2003年3月13日，导致湖南两患者死亡、被湖南药监和公安部门追查的治哮喘类假药——“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在哈尔滨市被发现。同时，哈尔滨市发现了第一例服用此药的患者。

　　11、“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到底是什么药




  


　　河南濮阳市药监局药品稽查队工作人员麻彭浩介绍，经过化验后获悉，胶囊原料里并没有发现羚羊角等“贵重药材”，找到的都是西药，其中有氨茶碱、强的松、利眠宁、维生素B以及罂粟碱。

　　2003年3月13日，导致湖南两患者死亡、被湖南药监和公安部门追查的治哮喘类假药——“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在哈尔滨市被发现。同时，哈尔滨市发现了第一例服用此药的患者。

　　13日，在黑龙江省法院工作的齐国民反映，他70多岁的父亲患哮喘病10余年，2002年5月朋友给了他父亲2盒“复方川羚定喘胶囊”，老人服用后感觉挺好，于是开始邮购。邮购地址是山东省聊城市发电厂北路，但联系人的电话却是河南省台前县。

　　齐国民说，其父服用此药后，身体越发虚胖。3月9日，《新晚报》刊登了《湖南急查夺命假药》一文，齐赶紧将报纸拿给父亲看，老人停止服药，但由于依赖性太强，出现了一系列不良症状。

　　2003年3月，“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在广州出现，广东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发出通知，要求全省各地药监稽查分局严查“哮喘”类、“风湿”类的邮寄假药，并与当地邮政部门联手打击，就地封存。

　　起因是这样的，广州市有居民致电省药监部门，怀疑其邮购来的“复方关节炎胶囊”、“复方川羚定喘胶囊”与导致湖南株洲两患者死亡的药品属同一来源。为此，省药监部门向各市药品稽查分局发出《关于查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等药品》的紧急通知，要求各级药监局组织人力核查，一经发现以上两个品种，就地封存；并要求药监局与当地邮政部门加强联系，对确有证据证明其邮寄假劣药品的人或单位要依法查处。

　　省药监局稽查分局局长何镜泉向记者介绍，除以上两种假药外，广东部分地区还发现“祛风舒筋丸”、“平息散”等邮寄假药。据了解，“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等假药早在2002年底就发现邮寄源地在河南，国家药监局为此在2002年底发出《关于开展严厉打击制造邮售假药违法行为专项活动的通知》。售假者被打击后转移阵地，由河南转往山东，并将邮售范围扩张到川、京、闽、津和东北三省等地。

　　2004年6月15日下午一名女子到长沙市张公岭附近一家药店去买药，没想到服药后1小时却不幸身亡。16日，经长沙市药监局初步检验确认，此女服用的药品系假药。

　　据这位女子的丈夫杨先生称，他和妻子都是宁乡人，两人来长沙打工已经多年。由于妻子患有肺结核，一直在接受药物治疗，15日下午，妻子在张公岭附近一家私人药店买了一瓶叫“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中成药。杨先生的妻子回家服药半个小时后，就出现肚疼等症状，到了晚上11时左右就不行了。杨先生怀疑妻子的死与服用的药有关，便到长沙市药监局投诉。

　　16日下午，记者随同长沙市药监部门的工作人员来到这家药店，店老板被迫打开了里屋的两间放药品的房子，只见一间房内堆满了西药，另一间房内则堆满了中药。执法人员找到销售给杨先生妻子的那种药品，上面写着“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几个字，但包装粗糙，里面的颗粒也已经腐烂变形。

　　据姓徐的店老板称，这些药是从邵东一个药品市场进的货，他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也不知道如何识别。据了解，这位姓徐的老板卖药品已经多年了，由于没有任何执照，便将药品藏在这套私人住宅中出售。

　　经长沙市药监局初步检验，该药店销售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系假药，上面的药品批准文号、生产单位都是假的。药品打着治疗哮喘、风湿等病的幌子，可实际上药品里却含有各种激素类、精神类、麻醉类药物，短期内，这种药品似乎有“效果”，但时间稍长，就产生依赖性，时间再长一点，就可能致残。国家药监局在2002年就明文禁止销售这种药物。执法人员当场将这家药店查封。据了解，该店老板已经被警方带走。

　　这种从河南省濮阳市台前县邮寄出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没有任何准字号批号。经检测，该药含氨茶碱、强的松等成分，而氨茶碱、强的松等主要通过扩张支气管来止喘，不良反应包括恶心、呕吐、心动过速、心律失常、血压下降，严重者可引起抽搐乃至死亡。强的松是激素类药，长期服用会产生依赖性，加重病症，并导致残废、死亡等。

　　早在2002年9月25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国家邮政局就联合发出“国药监市［2002］341号”文件《关于防止假劣药品通过邮政渠道寄递的通知》指出：“部分地区不断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大量制造‘复方关节炎胶囊’、‘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等假药，以发商业信函、刊登广告等形式进行宣传，以‘特殊疗效’、‘免费试用’为诱饵欺骗病患者，并利用邮政渠道寄递，严重危害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

　　国家主管部门查禁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总应该消停消停了吧？事实远非如此！

　　2004年3月4日，记者在互联网某著名门户网站搜索栏里键入“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几个字后，一下子“蹦出”152个相关信息，其中第一条就是“国内首创中西结合新药——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是刘广清医师在家传秘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医学理论研制而成，开创了中西医结合治疗哮喘病的新领域，疗效特异，视为奇方！在后面的一个条目中，记者找到了联系人和联系电话，随即以山西一个工厂采购员给患有哮喘病的亲戚找药的名义，开始与对方电话联系。

　　下期：对于对方充满自信的“慷慨”允诺，记者还是表示不相信，说过几天恰好要到河南出差，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如果感觉可以的话，可以马上签订代销合同。在记者一再坚持下，对方终于同意了。

　　12、寻根探源




  


　　电话里传来一个年轻女性的声音。得知是打听“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她说他们有这个药，效果绝对没问题，只要告诉详细的地址，把钱寄来，他们就把药邮来。

　　记者说认识好多哮喘病人，如果药确有效，准备批发，但不知道他们有没有那么多的货？对方说她只是打工的，要是想要大宗的货，请打手机13×××××××××。记者打这个手机，关机了。

　　3月7日下午，记者再拨那个手机，还是关机。重新拨那个有线电话，另一个女性声音，她说，他们的确有“复方川羚定喘胶囊”，而且是正宗的，全国各地都有来买的，他们为了减轻患者负担，不让患者遭受来回奔波之苦，就决定所有求药的，只办理邮购业务。并且给了一个农行金穗卡的卡号，说只要把钱打进这个卡里，留下通信地址，就会把药给寄去的。一瓶100粒、18元，当天吃了，当天见效。记者又提出想做批发生意，她又让打13×××××××××那个号码，说那是她丈夫的，他管批发的事情。

　　再打那个手机，还是关机。

　　3月10日，记者又打通了那个有线电话，这次是一个男的。记者问他是不是“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发明人刘广清？他含含糊糊地说，记者说是山西的，他说他知道了，前几天手机出了故障，所以没开机。记者又再次核实“复方川羚定湍胶囊”的质量问题，对方信誓旦旦：“这个药绝对是好药，里面用的全是羚羊角之类的好药材，保证当天服用，当天见效。”记者问他，有人说哮喘病是治不好的，你这个药能根治吗？对方回答：“没问题，肯定能根治。一个疗程3个月，一般3个疗程就治好了，而且服药没有任何禁忌，我们的药不但有批号还有专利号。”记者提出如果真的是好药，不但自己的亲戚要吃，还要推荐给其他病人，可以帮他搞批发，但是又实在担心钱寄过去了，药却不邮来。对方马上就笑了：“大哥你这个担心是没必要的。你能要多大的量呀，我这里比你大得多的客户多了，我犯得着下心思专门去坑你吗？再说干我们这一行的，讲的就是个信誉。要不这样，你也别给我寄钱了，我先给你寄几瓶药，先让你的亲戚吃一吃看看效果，效果不好，你别给钱就是了。这样你总该放心了吧？”

　　后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对方之所以敢这样强调“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因为这个假药里面的激素，能让人服用后很快止喘，好像很有效果，其实，那是饮鸩止渴，副作用很大。这个假药在销售上走的是低端市场，瞄准的是低收入、偏远贫困山区的患病人群，他们信息闭塞，加上乍一吃挺有效果，而且越吃越离不了，就陷进去了。

　　对于对方充满自信的“慷慨”允诺，记者还是表示不相信，说过几天恰好要到河南出差，可以顺道去拜访一下，如果感觉可以的话，可以马上签订代销合同。在记者一再坚持下，对方终于同意了。

　　3月12日，记者赶到河南濮阳市台前县。下了火车，感到这里的火车站远没有想象中的热闹，挺大的一个广场，稀稀拉拉地停了七八辆小面包出租车。几个司机围上来抢着要拉记者，记者把生意给了一个看上去年龄比较大的人，让他拉去县城。

　　路上，记者说看上去台前县不热闹呀。司机说：“你来得太晚了，你要是前两年来，人多得哪有你落脚的地方？全是来买刘广清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那时候，全县1000多户都造这个药，东北的、四川的、广东的……来的人太多了。那会儿一天拉人能挣100多块。现在不行了，这个药有激素，国家查封了。”

　　濮阳市药品监督管理局早通过媒体告知大众：台前县以前的确有个叫刘广清的，1998年9月以前是台前县哮喘病研究所所长，“复方川羚定喘胶囊”也是他研制的。1998年9月以后，由于在生产中加入违禁药品，被责令停产，台前县哮喘病研究所也被撤消，刘广清不知去向。现在，台前县打着刘广清的招牌邮购“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有好几家。

　　说话间来到了县城。记者拨“刘广清”的手机，关机，打那个有线电话，一直没人接。

　　3月13日下午，再拨那个有线电话，拨通了，“刘广清”接的，听说记者已经到了台前县，犹豫了一下说：“你来的这么快，在火车站等着我吧，我去找你。”

　　30分钟后，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一男一女。男的问是否就是山西来的，是否是一个人来的。女的下车后不断地四处张望，记者说是，并问他是不是刘广清，他说刘老板忙得很，根本顾不上，他是专门负责销售的。并且这几天一直是他与记者联系。记者跟着他们边说边往僻静处走，问去哪里，男的说到前面不远处拿药去。男的说话的时候，那个女的一直在前边，倒着走观察后面的情况。确信没有其它可疑情况后，女的掏出5瓶药，记者问怎么没有标签呀？女的说别着急，带着呢，没顾上贴，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纸，就是“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标签。见记者在仔细看标签，男的保证说绝对没问题。他们已经花了1000多万申请准字号，很快就能批下来。他们也想等批下来再卖，可群众等不及呀，救人要紧呀！

　　记者问他们要发票，男的借口记者是给亲戚捎的药，又不是报销，就给个收据。临别时，女的让记者下次来时到他们家里做客。要是批发的话，每瓶再优惠3块钱。

　　等火车的时候，一个开出租车的小伙子告诉记者让人坑了，说如果记者找他买，他只要15元一瓶，绝对比记者18元一瓶便宜，再多还能更便宜。

　　下期：“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在药监部门随后的抽检中被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羚羊角之类的珍贵药材，有的是激素等禁用的药物。

　　13、垮了的人和没垮的勾当




  


　　在返京的火车上，记者与邻坐的一位旅客聊天，他是洛阳某县的项目办主任，去北京跑项目的。听记者说去台前县了。他告诉记者，他的一个老伙计，老伴54岁，患了哮喘病，就是吃台前县一个叫刘什么清的人造的一个什么川羚定喘胶囊，刚开始顶点事，后来吃得虚胖成了“满月脸”、“水牛背”，才知道药里面有激素，可是已经离不了了，前半个月，人没了、死了！大夫说就是吃那个药吃死的。

　　假药追踪

　　假药——一个使绝望者更加绝望的字眼，出于它对健康的巨大危害，人们对它的痛恨惟有″咬牙切齿″四个字可以形容。

　　2003年3月21日，《健康时报》记者赴河南省台前县，也对台前假药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调查。

　　河南台前县的假药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在上世纪末形成气候。讲台前县的假药，不能不说刘广清，因为绝大多数台前的哮喘假药打的都是刘广清的旗号。河南濮阳市药监局稽查大队副大队长周自超告诉记者，台前县的确有一个名叫刘广清的人，这个人曾经注册了一个台前县哮喘病研究所，以研究所的名义申报了一个名叫“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的药，获得了院内制剂许可证号。他钻了国家有关政策法规的空子，国家规定院内制剂只能在医院内部销售使用，不能拿到外面去卖，刘广清就搞了一个“函诊”——患者写信给他讲明病情，他再做出诊断，然后把药“函寄”给对方。于是，刘广清的药开始源源不断地流向全国各地。

　　“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在药监部门随后的抽检中被发现，里面根本没有什么羚羊角之类的珍贵药材，有的是激素等禁用的药物。

　　周自超说他见过刘广清。当时的刘广清已经做得很大了。后来，大概是1998年9月，“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由于违规添加违禁药物，被吊销批号，周自超清楚地记得省药监部门来人，用一把锤子砸开了刘广清的库房，查封了他的假药。从那时起，刘广清这个人就很少听说了。

　　刘广清走了，但是刘广清开创的勾当却没有垮。

　　据濮阳市药监局的同志讲，起先是刘广清“一枝独秀”，很快他的亲戚开始效仿，然后是刘广清雇的工人。他们看到，抓几把药搅到一起装进胶囊寄出去，雪片似的汇款单就飞来了，只要不是傻瓜就会做！于是，从刘广清的作坊里跳槽出来的人开始单练，把规模进一步扩大。最后，台前县出现了家家点火、户户冒烟的“盛况”。

　　农村妇女喜欢扎堆聊天，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家长里短地唠。不过台前县农村的妇女聊天时不是纳鞋底，而是拿着一个叫做“半自动”的木盘，往嵌在里面的胶囊里灌药做胶囊。最多的时候，参与假药生产、销售的有1000多户。

　　那么，台前哮喘药的名气有多大呢？据说有一年，濮阳市组团到西北某地参加展览会，会上，当地有人问为什么不展览台前县的哮喘药？因为那个药治哮喘效果很好。濮阳市药监局每天都接到大量群众来电、来信，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各地哮喘患者请药监局帮忙购买正宗“复方川羚定喘胶囊”。

　　要说台前的假药为什么名气这么大，首先因为这个假药的确有“效果”。

　　周自超说他见过哮喘病人发作时的样子，痛苦不堪，几乎能把人憋死，那时，只要能让他缓过气来，怎么都行。而且，哮喘病人多是上了年纪的，哪怕能舒服一天也行，他们的舒服就是正常的呼吸。“复方川羚定喘胶囊”里面有激素，能够迅速扩张气管，缓解痛苦。濮阳市药监局局长周佩茹说：“激素是用来抢救急重性哮喘病人的，激素的使用有严格的规范，用了第一次后，还不能马上停，要逐步减用量。”而“复方川羚定喘胶囊”里面都是些什么呢？2001年3月27日，濮阳市药监局给省药检所送了一批查获的哮喘药进行检验，按标准规定，不得检出：盐酸泼尼松、盐酸可待因、茶碱、盐酸吗啡、盐酸罂粟碱。26天后，检验结果表明，上述不得检出的东西，全被检出来了。吗啡是精神类药物，有关法律明文规定：违法使用吗啡就是贩毒！

　　中国有一句很有名的俗语：“兔子不吃窝边草”。有学者指出，这种理念，是以宗族、血亲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发展而来的乡村文化的派生物。它适宜不流动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个人想干什么坏事，他首先要考虑的是来自亲人、乡邻的压力。所以就出现了在老家很孝敬父母、对邻居们也很友好的好人，一旦离开家乡，脱离了乡村文化的制约，而以契约为基础的现代城市文化又还处于在建时期，在这个转型期的“真空地段”，他就敢干出平时想都不敢想的伤天害理的事情，只要老家的人不知道就行。

　　随着经济建设的不断深入，在人们追求富裕生活的欲望被激发出来的同时，一些人心中贪婪的恶狼也被放了出来。只要不是“窝边草”，怎么吃都行，结果是你吃我的“窝边草”，我吃你的“窝边草”，最后统统被吃光。

　　邮购假药有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邮政局。一次，在台前县刘广清老家的那个乡，濮阳市药监局稽查大队的人刚进了邮政所的屋子，就看到几辆摩托车在邮政所周围绕圈子，邮政所一名工作人员脸色惨白地说，我有可能死无葬身之地。

　　下期：这些年，特别是省市药监局成立后，对台前假药的打击就没停过。先是在大街上抓假药贩子，然后到农村掏窝点，现在已经延伸到堵截造假原料。起先是药监局一家打假，现在是药监局、公安局、邮政局等多个相关部门一起打。

　　14、假药还能邮购




  


　　据介绍，在刘广清们办理假药邮购的过程中，一些邮政人员看到了这里面诱人的利益，也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沦为可耻的假药贩子。收到购买假药的汇款单后，有邮政员会先把汇款单子复印一份，交给假药贩子，表明你的钱来了，根据上面的数额，假药贩子当场拿出一定比例的钱给了邮政员，才能得到汇款单原件；还有一些邮政员一张单子吃两遍，先吃假药贩子的回扣，再把汇款单复印件卖给有志于从事售卖假药的后来者，给那些人提供销售渠道；更有嫌麻烦的邮政员，干脆把汇款单据为己有，根据上面的领款人姓名“现场办公”刻制有关取款手续，让自己的家人把钱领走，然后到村里低价收购假药，再根据汇款单上的地址寄出去，这叫做“黑吃黑”。

　　为了堵住邮购的渠道，台前县药监局派专人进驻县邮政局现场办公，专门核查汇款邮单，经查实属邮购假药的，加盖“此药已被取缔”的印章，退款处理。自2000年以来，先后对11名邮政干部职工给予了处分，其中开除7人，累计退汇款3700多万元。力度不能说不大，效果不能说不好，从中折射出的假药贩子的猖獗，也不能不让人沉思，因为，从1999年开始，打击假药就成了台前县的一项重要工作，每年都是县长挂帅，组织打击。

　　这些年，特别是省市药监局成立后，对台前县假药的打击就没停过。先是在大街上抓假药贩子，然后到农村掏窝点，现在已经延伸到堵截造假原料。起先是药监局一家打假，现在是药监局、公安局、邮政局等多个相关部门一起打。

　　随着打击力度加大，假药贩子也在变换花样，最早，要求汇款人在附言里写清所买的药名，后来改成代号，比如“A1”就是“复方川羚定喘胶囊”，被识破后，干脆上面什么也不写，只把钱寄去，买什么假药，电话里说；等到邮寄的包裹每一个都要在邮政局当面包装后，假药贩子又把邮购地点改在邻县乃至邻省，对可信度高的客户，假药贩子干脆不让他们通过邮局汇款，而是汇入指定的银行账户。假药的生产也改为甲地粉碎、搅拌，乙地组装，丙地邮寄，把每一个环节都独立起来，即便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也不会影响到下一个环节。

　　2003年3月21日上午10时左右，北京市大兴、石景山工商分局执法人员和公安人员联合出击，查抄了隐藏的贩卖没有生产批号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甲茸壮骨通痹片”等夺命假药。

　　此前《北京娱乐信报》记者暗访发现，有人在一些住宅楼里向老年人暗中推销这些假药。此外，还有一些人以“刘广清”、“马敬泉”、“王风寅”等人的名义在邮售这类假药。这些假药贩子，有总代销的有分销的，上上下下竟形成了销售假药的“连锁店”。

　　家住石景山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她的家中就有假药“马敬泉复方川羚定喘胶囊”。20年前她落下了哮喘病。她听别人说河南省台前县“马敬泉”哮喘药比较好，于是她又让顺义南法信邮局给她邮寄了5瓶“马敬泉”的哮喘药。刚服用时哮喘病有所好转，此后却更加严重，并伴有冒虚汗、四肢无力、手脚痉挛等症状。她的邻居杨老太太也有同样的遭遇。

　　3月18日上午，记者根据线人提供的地址，来到石景山区模式口西里小区26号楼，敲开13层3号门，一位中年妇女把门开了一条缝，很警惕地问道：“干什么呀？”

　　记者问道：“您这里有哮喘药卖吗？”

　　“没有！你听谁说的？”

　　那位妇女说完就要关门，记者赶忙说是首钢小区一位姓刘的大妈告诉的，她这才放心，把记者领进屋内。那位妇女自称姓郭，代售“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等哮喘药已经有十多年了，现在有很多哮喘病人从她那里购买药品。

　　她说这几年“经营”这种哮喘药的效益还不错，一个月销售额在5000元左右，最多的时候可以上万元。

　　郭某一边介绍药品如何受到患者欢迎，一边从床底下拿出两个装满药品的纸箱，拿出一瓶胶囊。药瓶上写着“马敬泉复方川羚定喘胶囊、特效秘方”等字样，无准字号，在商标上还写着：“谨防假冒”几个字。在另一个箱子里放着“甲茸壮骨通痹片”药品，该药品的标签上竟然还写着国家专利申请号“991061810”。

　　据郭某介绍，这些药是上个月从大兴总代销点送来的，她只是给代销，每个月总代销点老板给她800元工资，药品卖得多还可以提成。同时，北京各区都有像她一样的代销点。最后，记者以17元购买了“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和15元购买了“甲茸壮骨通痹片”各一瓶离开了郭某的家。

　　记者又以开小诊所药店需要为名拨通了线人提供的电话，一位自称是顺义南法信邮局姓聂的先生告诉记者，他原来帮着大家邮寄过“复方川羚定喘胶囊”和“甲茸壮骨通痹片”(他说“复方关节炎胶囊”一年前就改名了)等几种药物，但国家不让卖就没有卖了，但如果记者需要的话，可以从别的地方帮记者分一点过来。记者看好再与他联系。

　　3月16日晚上7点半左右，记者再次与聂先生取得联系，他很谨慎地告诉记者，现在该药已经没有了，从其他地方也分不到，如果要的多才能“帮忙”。记者询问该药的大兴总销售点那里还有没有药，他犹豫了一下，就更加谨慎地对记者称，他从来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总销售点，并说帮不了记者“买药”的忙。

　　下期：钮老太太在听了工商执法人员介绍了因吃了“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湖南已有两人中毒身亡后，就说：“以前，我从不知道这药有这样大的害处，还毒死了人。”并表示，今后再也不敢乱买药治病了。

　　15、假“银屑敌胶囊”致死人案




  


　　随后，记者又按照购得的“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标签上的电话号码拨通了马敬泉的手机，可是接电话的却是一个女孩，她称这些药品都还在生产销售，只不过他们不代理邮购业务了，需要邮购的话可以与天津总代理联系。最后，记者根据她提供的电话，找到了天津总代理，在电话里，一位妇女表示可以邮购，但必须先将款寄过去。她还表示，如果需求量较少，可与北京大兴总代销点联系。

　　2003年3月17日上午10点，石景山工商分局金顶街工商所和公安执法人员查处了石景山模式口西里的假药窝点。

　　当时，一位家住杨庄小区姓钮的老太太正在郭家买“甲茸壮骨通痹片”，手里正拿着两瓶，她告诉记者：她是在早上锻炼身体的时候听人介绍说这里有“甲茸壮骨通痹片”效果很好就来的。钮老太太在听了工商执法人员介绍了因吃了“复方川羚定喘胶囊”，湖南已有两人中毒身亡后，就说：“以前，我从不知道这药有这样大的害处，还毒死了人。”并表示，今后再也不敢乱买药治病了。

　　执法人员表示，共查获假药160多瓶，这些假药将被全部销毁，并对贩卖者施以处罚。

　　假药“银屑敌胶囊”在宁夏药品市场正规渠道公开销售，患者服用后一人死亡、一人失明，十多人出现严重不良反映。经送国家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检验确认，处方标明为纯中药的“银屑敌”非法添加了化学物质“松香酸”。宁夏药监局于2004年2月14日发出紧急通知：立即停止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生产的“银屑敌胶囊”的销售和使用，以保护患者用药安全。

　　2004年2月18日，一些患者说自己吃了身体受到伤害，河北廊坊的黄健民先生说自己的亲人在服用该药“银屑敌胶囊”后全身溃烂化脓，惨不忍睹，在没有看到报道前还不晓得是被这个假药害的。

　　死者杨丽英仅仅是为了治好自己小腿上巴掌大的一块牛皮癣，花1500元买了“银屑敌胶囊”却丢了性命。杨丽英的丈夫范一军气愤地说，他们之所以购买这个药，全是被这个药厂的虚假的宣传材料内容所欺骗，还有拥有14个头衔的专家贾某某替药厂“拉黑牛”，介绍说该药是“纯中药制剂，经3007例临床观察证实，无毒副作用，无一例患者服用后出现不良反映……”2002年8月3日，杨丽英在服用“银屑敌胶囊”103天后死亡，经解放军第五医院检查证明，死亡原因为药物中毒性肝炎、肝功能衰竭。

　　从2003年7月开始，宁夏药监部门就相继接到牛皮癣患者的投诉，反映服用了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生产的“银屑敌胶囊”后出现不良反应。

　　宁夏药监局在封存了市场上的“银屑敌胶囊”后，将药物样品及相关病历资料送交国家药品不良反应中心。中国药品生物制品检验所对该药的成分进行检验，并在2003年1月28日出具检验报告，确认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生产的“银屑敌胶囊”(批号020501、020603、020201)添加了化学物质松香酸，且每粒胶囊中非法添加的成分高达1／4。

　　2003年2月24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紧急通知各地药监部门，要求全面控制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生产的“银屑敌胶囊”的流通和使用。

　　2月25日上午，“银屑敌胶囊”的服用者北京的赵庆江委托家人前往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投诉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赵庆江在3个月前被确认患了“白血病”，他和家人认为患此病与服用了40天的“银屑敌胶囊”有关。

　　赵庆江说，从服用“银屑敌胶囊”后，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各种反应，首先是视力下降，然后是血糖升高。为此他停用了“银屑敌胶囊”，但他并没有怀疑“银屑敌胶囊”的作用。在这停药期间，他还办理了“银屑敌胶囊”的会员证，并再次购买了此药。他说幸亏血糖指数居高不下，因此，他也就没有继续服用“银屑敌胶囊”。

　　赵庆江是怎么开始服用“银屑敌胶囊”的，还要从老赵的爱人说起。她是从小广告上知道“银屑敌胶囊”的。7年前，老赵患上了牛皮癣，久治不愈，所以小广告和散发广告人的解释才特别令她注意。2001年7月，她在顺义为老赵购买了此药。老赵说，在服用的最初几天，此药的疗效还是不错的，他脸上牛皮癣的面积开始缩小。但这期间他发现自己的眼睛花了，看东西不如以前清楚。服用了40天，老赵的血糖突然升高，根据检查结果，初步诊断为糖尿病。直到这个时候，他们也从没有怀疑过“银屑敌胶囊”。但老赵的家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一直身体很好的他，在2002年1月24日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在分析老赵患上白血病的原因时，有医生曾经对老赵服用的“银屑敌胶囊”提出过疑问，直到看了陕西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出的紧急通知，老赵说，他们才开始对“银屑敌胶囊”产生了怀疑。

　　在老赵对“银屑敌胶囊”产生怀疑，并准备投诉“八达制药”的时候，北京市场正在清除“银屑敌胶囊”。

　　2月20日下午，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得知“银屑敌胶囊”的消息后，立即向各分局发出了电话通知，“接到国家药监局通知，标志为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生产的“银屑敌胶囊”为不合格品种，已在宁夏地区出现用药后不良反应，并造成严重的人身伤害。立即通知辖区内的各有关医药单位，并进行市场检查，一经发现，立即采取紧急行政控制措施。”

　　下期：当天下午，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各分局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分别对所管辖地区的药店、医疗机构等进行了检查。到2月23日夜，北京市场上的“银屑敌胶囊”全部封存。

　　16、少女命丧减肥药




  


　　当天下午，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各分局组成了几个行动小组，分别对所管辖地区的药店、医疗机构等进行了检查。到2月23日夜，北京市场上的“银屑敌胶囊”全部封存。

　　2月24日，北京稽查处行政控制了所有的“银屑敌胶囊”。此后，有十余人反映他们服用了此药，其中一部分患者说他们服用了“银屑敌胶囊”后出现了不良反应。

　　2003年2月21日，媒体刊发了《银屑敌有毒》的消息，不少服用过此药的患者反映，他们也有不良反应。孔先生告诉记者，他母亲2002年10月中旬服用了“银屑敌胶囊”，服用不久即出现了厌食、腹泻等症状，之后又出现皮肤红疹。孔母按照说明停药3天。再服用，红疹再次出现。服药期间，孔母的视力急剧下降，看电视上的字幕都有困难了。

　　孔先生说，1个月后，他母亲的银屑病病发面积开始扩大，还出现了一些脓包，视力继续下降。2003年1月初，孔先生让母亲停药。据了解，在接到的投诉中，反映视力下降的患者居多。而反映出现厌食、乏力等症状的也占有一定比例。

　　与此同时，在河北等地也有人反映服用“银屑敌胶囊”后出现不良反应。

　　2003年2月24日下午，西安八达科研制药厂已被查封，公安部门已经介入。

　　“牛皮癣”也称“银屑病”，与神经性皮炎、体癣被称为皮肤病中的三大顽症。而牛皮癣又被称为“不死的癌症”。

　　“银屑敌”宣传网页上这样宣传：1993年荣获联合国第五届“国际科学与和平周”科研类优秀成果奖；1993年获“中国科技成果奖”；1995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二届世界传统医学成果会上荣获“超人杯”奖和优秀成果奖；1996年5月，在北京由中国中医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海峡两岸中医药学术研讨会”上，引起海峡两岸及东南亚各国专家、同仁的格外瞩目，并给予高度评价；1996年10月，在加拿大荣获“首届国际中药和针灸博览会”精品成果奖。

　　“银屑敌胶囊”的创始人是贾忍放，有资料说他在20年前就研究出了此药。“银屑敌胶囊”属中药制剂，在一些正规药店和医疗机构也可以买到。正是由于它利用了正规药品的批发渠道，使得“银屑敌胶囊”在全国很多地区都有销售。

　　有关司法解释：

　　生产、销售不含所标明的有效成分、可能贻误诊治的假药，将被视为“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犯罪行为，受到法律惩处。除上述情形外，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在关于办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还对刑法规定的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其他三种情形作了认定。

　　这三种情形为：含有超标准的有毒有害物质的；所标明的适应症或者功能主治超出规定范围，可能造成贻误诊治的；缺乏所标明的急救必需的有效成分的。“两高”的司法解释指出，经省级以上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设置或者确定的药品检验机构鉴定，生产、销售的假药具有这四种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规定的“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这个司法解释还规定，生产、销售的假药被使用后，造成轻伤、重伤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致人严重残疾、三人以上重伤、十人以上轻伤或者造成其他特别严重后果的，应认定为“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001年9月16日清晨5：30左右，上海杨浦区延长七村营口路113弄13号401室的陈阿婆醒来后朝身边一看，发现孙女一改往日侧身睡的习惯，朝天仰卧着，感到有点奇怪。再仔细一看，不好！孙女脸色苍白，眼睛向上翻，鼻子似乎只会出气。陈阿婆急忙大叫，喊儿子进来。儿子王秋康进屋后，见自己的女儿王婷朝天躺在床上快不行了，马上急报120救护中心。等送到杨浦区中心医院，她的心脏已停止跳动。医院诊断为“心源性猝死”。

　　一个16岁的花季少女就这样静静地死在自己的床上……

　　记者在死者王婷的家中采访了她的父亲、奶奶和姑妈。

　　王秋康说：女儿王婷16岁，在上海电视中专计算机专业学习，身高173公分，原先体重156斤。因受到社会上减肥热潮的影响，王婷从2000年年底开始吃“清脂素”减肥药。当时，父亲劝她不要吃，要科学减肥。王婷经不住商店推销员的诱惑，半年多来一直服用此药。原本王婷身体很健壮，一辆自行车从一楼扛到四楼很轻松，上学期间从没请过一天病假，伤风感冒也难得有，从未进过医院大门。但服用“清脂素”后，她脸色苍白，头痛，眼睛干燥疼痛，眼球有点鼓出，全身软弱无力。她奶奶说，王婷7月份吃了1瓶，8月份吃了2瓶，体重减了15斤，但是，9月份该来的“月经”却没来，走路打飘、厌食，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去世前，她的体重不到120斤，离“清脂素”要求的114斤还有距离。

　　王婷的奶奶提起孙女之死更是悲痛欲绝：婷婷从小就是个乖孩子，很听话，邻居、同学和老师都很喜欢她。

　　下期：无独有偶，重庆留英学生突然死亡异乡，原因也是“清脂素”。正当上海等待王婷死亡案第二次开庭的时候，2002年1月，从重庆传来消息，重庆女孩刘燕梅也因服用御芝堂“清脂素”而死亡。

　　17、“清脂素”又一案




  


　　2001年9月15日晚上，王婷洗了澡，整理好房间。父亲叫她来看会儿电视。王婷对父亲说：“我不看了，还要复习一下英语。”谁也想不到，好端端的一个青春少女，9月16日清晨就这样静静地死去……

　　杨浦中心医院医生在抢救王婷时说，有许多青少年吃了“清脂素”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不良反应，来医院求诊看病的很多。中心医院的职工中也有人吃了此药后出现不良反应，在医院打吊针。

　　悲剧发生后，王秋康怀着满腔悲愤四处奔走，决心要为女儿讨回公道。王秋康认真阅读减肥药说明书：“清脂素”通过生物活性物质调节人体的代谢机能，改善肥胖患者由于代谢失调而引起的营养不平衡及脂代谢失调，缓解由于肥胖而引起的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等疾病。在清脂的同时，加速脂肪的能量转化，增强全身的新陈代谢而达到在短期内迅速减肥的目的。连续服用20-30天，可减体重5-10公斤。

　　说明书上还附有该产品——某保健品有限公司电话。该公司还敬告客户：我公司加入国内最权威的全国数据防伪网络，每个密码(每瓶药都有一个密码)都具有独一性不重复，请验明正品后再用。揭开瓶子上的电码防伪标识覆盖膜，可见21位防伪密码，拨通电码防伪查询电话即可查明药品真伪。药品的出厂日期是2000年10月5日。

　　随后，王秋康请工商局、警署警察一同去以前王婷买“清脂素”的保健食品店又买了瓶同样品牌的“清脂素”，请商店开了发票，回家后按药瓶上的密码打了防伪电话确认是同一公司的产品。

　　王秋康去杨浦公安分局报案，要求法医验尸。杨浦分局的李法医说，吃减肥药死去的尸体要送国家司法鉴定中心验尸。18日，司法中心派车把王婷的尸体拉到光复西路司法中心。付尸体解剖费3000元、药物检验费1000元。后因“清脂素”是中成药，司法中心设备不够先进，无法鉴定，又被推荐到上海市卫生局监督所公共卫生监察部去药检，也无结果。

　　王秋康多次上访市、区二级人民政府，在上海市卫生局了解到“清脂素”确实是广州御芝堂保健品有限公司生产经营的产品。而且，早在2000年1月，卫生部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卫生部门严肃查处非法减肥食品“清脂素”。经查实，生产企业从未取得卫生许可证，并对消费者宣传其产品具有预防疾病、减肥等功效，严重违反了《食品卫生法》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此后不久，王婷的爷爷因王婷之事而突然去世。76岁的爷爷住上海奉贤头桥护理院，身体安康。10月24日，一亲戚把王婷死亡之事告诉了他，爷爷伤心得一夜未眠。10月25日，正值“敬老节”，学校组织孩子们去护理院探望老人。有个女孩长得很像王婷，爷爷抱着那个女孩一边照相一边流泪。中午吃饭时，爷爷一口饭含在口中，“心肌梗塞”而死。爷爷和孙女的尸体一同躺在殡仪馆。10月26日，律师正式向上海市杨浦区法院递交起诉状。

　　无独有偶，重庆留英学生突然死亡异乡，原因也是“清脂素”。

　　正当上海等待王婷死亡案第二次开庭的时候，2002年1月，从重庆传来消息，重庆女孩刘燕梅也因服用御芝堂“清脂素”而死亡。

　　2001年8月13日，19岁的重庆留英学生刘燕梅在英国鲁顿大学学生公寓自己的床上死去。刘燕梅身高162厘米，原先体重57公斤，2001年2月开始服用御芝堂“清脂素”，出现头痛、肚痛、绝经等症状，去世前体重45公斤。英国警方出示的尸检报告显示，她是因为长期饥饿导致酮性酸中毒而“自然死亡”。对她的遗物清理时发现了5瓶“御芝堂清脂素”，包装盒上打印的生产日期为2000年9月15日，其中一瓶已经开封。英国当局告诉刘燕梅父母：对“御芝堂清脂素”进行药检时，发现其中有禁药成分。

　　回国后，刘燕梅父母在《重庆晨报》记者见证下按“御芝堂清脂素”说明书的指示拨通电码防伪查询电话，一一报上五瓶“清脂素”瓶子上各自不重复的21位防伪密码，得到的信息是该产品是正品。

　　2001年，居住在上海金沙江路117弄的丁建恒夫妇17岁的独生女儿读高一。受到社会上减肥热的影响，他们的女儿也向父母提出要吃减肥药。丁先生怕假药、伪禁药会对女儿产生不良影响，决定自己先尝试服用，若无不良反应的话再让女儿服用。

　　2001年8月15日，丁先生买了6瓶王婷服用过的同一公司生产的“清脂素”，每瓶110元(一个月需服用3瓶)。

　　丁先生46岁，身高1.82米，魁梧强壮，年轻时是水球运动员，身体十分健壮。丁先生按规定每天吃3次，每次4粒，10天服用1瓶。半个多月吃下来，开始感觉不出什么不好。2000年9月22日，丁先生突然感觉有点不舒服，人软弱无力，脚有点抖，走路发飘，大便水泻，呈黑色。第二天，丁先生去上海瑞金医院看病，医生诊断是胃出血。经医生询问，丁先生说自己吃了3瓶“清脂素”减肥药。医生告诉丁先生“清脂素”是禁药，绝对不能吃。丁先生的妻子也吃了“清脂素”，眼睛发痛，双眼鼓出。女儿见父母亲服用“清脂素”后都病了，害怕得一粒也没敢吃。

　　事发后，丁先生马上打电话给生产企业和上海市消费者协会，投诉“清脂素”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下期：2000年11月，丁先生多次打电话给上海市消费者协会及“清脂素”生产企业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后又发了挂号信给当地工商局，要求讨回公道。当地消费者协会给丁先生回电：公司总经理总是回避，不见人影，他们也无可奈何。

　　18、广东省卫监所调查命案




  


　　丁先生说：“9月28日，生产厂家一位杨小姐来到我家中，杨小姐称这些药不是他们厂生产的，是伪药。我当场拆封药瓶上的防伪号码并打电话予以确认(上海消费者协会杨先生也在场)。公司杨小姐说：‘有可能是我们厂的，可能是以前的生产批号。’我要求退一赔二、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抚慰金，并要求公司登报声明‘清脂素’损害消费者利益，公开道歉。杨小姐说回去向总经理汇报后再给答复。杨10月5日回沪，说厂长同意赔1500元。我说太少，双方谈判破裂，以后就再无音讯。” 2000年11月，丁先生多次打电话给上海市消费者协会及“清脂素”生产企业所在地的消费者协会，后又发了挂号信给当地工商局，要求讨回公道。当地消费者协会给丁先生回电：公司总经理总是回避，不见人影，他们也无可奈何。

    2001年6月27日，丁先生飞赴南方，28日到当地消费者协会及工商局投诉。 2002年1月23日，广东省卫生监督所在接到重庆刘燕梅父亲的投诉后，立即对“御芝堂清脂素”致死人命案进行调查。该所证实：广东省卫生厅已通知广东各地卫生监督部门加强检查，一旦发现有生产经营“御芝堂清脂素”，立即采取措施查处，就地封存，情节严重的移交公安机关处理。

    广东省卫监所于2002年1月19日对广州御芝堂保健制品公司位于广东番禺钟村的下属单位广州中通生化制品有限公司和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制剂中心进行了调查，未发现两处有违法加工、销售“清脂素”的证据。 据省卫生监督所张所长介绍，“御芝堂清脂素”是广州御芝堂保健制品有限公司以前的产品，由于未经卫生部批准认证擅自经营销售，2000年1月13日卫生部法监司下发紧急通知禁止该药的生产销售。此后，厂家补办有关手续后，其新产品“御芝堂减肥胶囊”获得卫生部许可成为合法产品，新的产品已经过安全性、功能性试验。顺德市第一人民医院制剂中心是“御芝堂减肥胶囊”的直接生产企业，是达到国家GMP药品生产规范的企业。

    2002年2月1日，有人举报：广州市侨光路金晋精品市场内的“丽源化妆品批发部”还在卖“御芝堂清脂素”，批发、零售均有。广州记者立即赶到该市场B31档的“丽源化妆品批发部”。一进门，便发现门口的货架上赫然陈列着一盒“御芝堂清脂素”。当记者对这种“御芝堂清脂素”的真假表示怀疑时，老板娘马上表现得很“专业”：这种当然是真的啦，你看它上面“御芝堂”三个字比较蓝，而假的字就淡一些；真的印的是“广州麓湖”的地址，假的印的不是这个地址；另外，真的价格贵一些，85元一瓶，假的只需要50元。记者注意到，该“清脂素”标明的生产日期为“2000年1月5日”，有效期至“2002年1月5日”。一番讨价还价后，记者以80元的价格购得了一瓶。

    2002年2月3日，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向省九届人大五次会议提交一份建议，要求卫生和公安行政主管部门对非法生产销售“御芝堂清脂素”进行严肃查处。王泽华在建议中说，最近对“御芝堂清脂素”的有关报道引起了我们高度关注。《羊城晚报》调查发现该产品已转为地下生产，产品继续流入市场。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立即组织对“御芝堂清脂素”非法生产进行查处，并追缴已流入市场的产品进行销毁。鉴于“御芝堂清脂素”在卫生部明令禁止之后企业仍在继续生产和销售，并造成使用该产品的消费者致死事件，产生严重社会后果，触犯刑法，建议公安部门介入调查。 珠海市的游海燕代表认为，卫生和药检部门要监管到最基层有一定难度，但既然媒体做了强势报道，卫生部明令禁售，部分商家仍我行我素，就很难排除相关方面的干系。她建议，如果事情到此仍不能得到有效处理，消费者可状告没有尽到职责的相关职能部门。

    2002年4月14日，代理两位死亡少女案的上海朱妙春律师和重庆贺伦桓律师联合致信国家公安部贾春旺部长：“……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规定，生产、销售假药，足以严重危害人体健康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致人死亡或者对人体健康造成特别严重危害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或没收财产。” 消费者若购买了假药“御芝堂清脂素”，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举报，由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公安机关经过侦查，如能证实有关消费者健康受损或死亡与服用了“御芝堂清脂素”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则该产品的生产者、销售者已构成犯罪，公安机关应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并由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 因该案的侦查地跨广州、上海、重庆、海南等多个地区，必须由公安部统一指挥，协调各地警力采取果断行动……

    上海死者王婷的尸体停放在殡仪馆达半年之久，家里放着两尊遗像。王秋康说：“为了打这场官司已经倾家荡产，连几千元的诉讼费都是律师代交的。重庆方面，刘燕梅的父母决心要将官司打到底，不为女儿讨回公道誓不罢休！”

    下期：一位肥胖的女士为了减肥，按某厂家生产的减肥药要求吃了药，没想到减肥不成，人已经住进了医院。2003年6月30日，这位姓汪的女士表示，她将向该减肥药厂家索赔因吃药造成她住院的所有损失。

　　19、减肥变为增肥




  


　　2000年以来，国内某减肥胶囊选择某国际女影星作为形象大使后，顿时″身价″百倍！一夜之间便成了全国销售量最大的减肥药。然而，就在该减肥药风光无限之时，四川遂宁一位女性却称，她服用该药不仅没有减肥，反而出现每天服一粒便增加体重500克的怪事。

　　2001年9月27日下午，遂宁市和平路回春堂药店门口来了3个气冲冲的女青年。其中一个体形稍胖自称叫蓝妤(化名)的女士称：“你们卖的啥子药，我9月19日晚上在你药店买了一盒＇XX减肥胶囊＇，回去服用后不仅没有减肥，反而每服一粒便长了一斤，我服了8天药，就长了8斤肉。就是猪儿饲料也不可能有这种效果嘛！”

　　据蓝女士介绍，她身高162厘米，原来体重一直在59公斤左右。她的朋友均劝她减肥，其中一个朋友介绍她曾经服用过“XX减肥胶囊”，效果不错。于是蓝女士便在和平路回春堂药店花260元买了一盒“XX减肥胶囊”，她还专门到遂宁市电影院门口一体重秤上称了一下体重，刚好60公斤。

　　9月20日早晨，蓝女士按照说明书上的方法服用了第一粒胶囊，服用后便出现饥饿难耐的感觉。但为了保证减肥效果，她放弃了原来从不忌嘴、想吃就吃的习惯。随着不断服用该胶囊，她发现越来越饥饿难受，而且原先正常的小便次数也开始减少，有时甚至一天只有两三次小便。

　　但令蓝女士没有想到的是，她每吃一粒减肥胶囊，便感觉自己又胖了一些。在吃药的第四天，她再次到电影院门口去称体重，哇，62公斤。她以为是自己吃得太多的缘故，便在随后的服药期内继续减少食量。9月27日下午，蓝女士第三次到电影院门口称体重时，竟然达到了64公斤。

　　于是蓝女士带着疑问来到药店讨说法。药店有关负责人在察看了蓝女士尚未服完的“XX减肥胶囊”包装上贴的防伪标识后，称药品绝对是真货。蓝女士认为，既然不是歪药，生产厂家就应该给个说法。至于自己服用了该减肥药后出现“反常”现象，将向生产厂家或者销售商家索赔8万元。因为此事给她的身心带来的打击实在太大，500克肉1万元钱绝对没有漫天要价。

　　9月29日上午，XX减肥胶囊厂方代表张先生专程赶到遂宁。在遂宁市工商局12315举报投诉中心办公室，蓝女士表示愿意再次做实验，通过公证处进行公证，如果吃了剩下的减肥胶囊，仍然出现增肥的情况，她坚决向生产厂家提出高额索赔。但令人不解的是，12315的同志要求蓝女士写一份投诉书备案，蓝女士却断然拒绝了。

　　当天下午，生产厂家总部有关人士在电话中说，蓝女士反映的情况应该不会出现，如果没有达到减肥效果，可能是内分泌问题或者是在服用过程中暴饮暴食造成的。同时，该人士表示，蓝女士提出的做活体实验是不人道的，集团不会派人参与监督，也不提倡。据张先生介绍，“XX减肥胶囊”自生产出品后，从未出现过不减肥反而增肥的现象。但蓝女士称，自己的身体一直很好，每年两次体检都从未发现有任何内分泌方面或肾功能方面的问题，在服用过程中也没有暴饮暴食的情况。

　　然而就在蓝女士提出以身体做实验的几个小时后，她又做出了让步。她领取了药店的260元退款和200元的交通、通信补助费。然而，10月9日下午，蓝女士称，停止服用减肥胶囊12天后，她的体重一下子就减了3公斤，目前只有61公斤了。

　　2000年12月，上海的有关专家揭穿了某些“减肥药”的老底，呼吁消费者远离那些“立竿见影”的减肥药。

　　专家指出，目前在医药市场上最流行的减肥保健品，主要含有三种带副作用的化学物质。

　　一是芬氟拉明。这是一种食欲�